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它只是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合理性。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由于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已掌握一定话语权，甚至正在掌握局部规则的制定权，这给美国试图以最小成本维持战后体系运行带来不小挑战。在这样的顾虑下，美国的印太战略开始浮现。本质上讲，印太战略是一个更大地缘范围的平衡战略。不过，即便美日印澳四国结成了反华阵线，由于该地区许多国家不轻易选边，这一战略实施不会顺利。

就国际格局而言，“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是发展趋势，但“西强东弱”和“北富南贫”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中美关系也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共同面临着“合则两利”还是“斗则俱伤”的严峻考验。在当前世界新旧秩序交替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以相对平等的国际地位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是500年来的第一次。“万事开头难”，非西方国家只要不断增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促进国际合作和坚持战略定力，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那么“国际多极化格局”就能提升为“国际多极格局”，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也能胜利建成。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存国际组织都将面临重大抉择。美国的一意孤行只会重创其自身的国际声望，并不能抹杀其他国家开展多边合作的意愿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各国应摒弃零和思维，在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规范塑造中，积极展开沟通与合作，将尊重多样性、平等互利、开放性地区主义等新规范融入其中。对中国而言，只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应有的作用，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进国际组织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服务，就始终站在时代的大势一边。

第四波全球化即网络全球化已经到场：即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构建全球立体、空间型网络，全球供应链会从链条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物联网将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之中。其突出特征是全球性的，是大数据、大框架，超国家和地区构建与运营。这使全球化将发生重要转变，尽管“去中国化”很难，但使部分外资撤离中国。中国将面对由“舒服的全球化”到“挑战性的全球化”，挑战前所未有。不过，在网络全球化时代，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将成为新全球化发展的领航者。

西方世界的衰退，外加异质力量的崛起，导致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全球化出现危机。同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进一步凸显全球化中的问题。对此，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困境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它们能否解决全球化的困境，还是会带来新问题，存在疑问。

目前中美关系正步入重要关口，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施压举措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或会超出一般的估计，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或许与过去十余年对待俄罗斯的做法逐步趋同。美国对华政策“俄罗斯化”的实质在于对抗性、冒险性、极端性的凸显。如果中美关系落入“对抗陷阱”，对中国十分不利。面对美方挑衅，需要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之间寻求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

中美关系之变在于美方试图重新单方面定义中美关系。当美方难以掩饰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背景板时，“合作”已被边缘化。不过，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织，中美也不例外。一个更强大繁荣的中国能为世界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更有力的答案。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无异于在制造更多问题，开历史倒车。

过去自由主义想象全球化都是好的，但赢家很少，因此它势必会带来一种社会底层的呼唤或者叫反抗运动。笼统地称之为民粹主义，带有负面意义，其实在历史上并不合适，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是底层的呼唤。疫情是一个拐点，考验了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中国和韩国、德国的制度、文化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在抗疫过程当中，表现的成绩不俗，非常引人注目。

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使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使政府意识到必须降低对外依赖，让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不过，让企业都回归本土，甚至是大部分回归，难以实现。此外由于成本是企业效率的基本要素，全球化为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机遇和平台，因此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不会因疫情而摒弃。同时，疫情也催生新的全球化发展，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