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摩洛哥宣布将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两国长期以来密切关系的“公开化”。不过，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美国将西撒哈拉定义为“摩洛哥领土”，将很可能给西撒哈拉局势带来新的风险，巴以问题和伊朗问题也将因以摩宣布将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目前拜登方面与欧洲的“隔空互动”十分良好，未来气候变化、抗疫等全球性议题，有望成为中美欧三方携手合作的领域。然而，美欧关系缓和将直接导致北约成为活跃的“协调对华”平台。而且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美欧在贸易与技术领域的协调，这既是美欧关系中的难点，也是中欧关系中的难点，更是中美关系中的难点。如果美欧在贸易与技术领域协调一致，将对中国将产生即时的冲击。

“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构成其主要政治诉求。鉴于中东国家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其转型之路可能仍将延宕数十年。从“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教训看，宗教矛盾、军人干政、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东国家转型的影响不容小觑，并将长期存在。

尽管拜登上任为建制派带来了四年窗口期，但在社会分化空前加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仍十分脆弱、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拜登事实上是如履薄冰，能否实现拜登口中的“寻求团结”、“重塑美国的灵魂”将注定是非常艰难的。对此，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畅通双循环发展，加速扩大开放，尤其是放松跨境资本流动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寻求与欧盟、日本、东盟等重要经济体的合作，仍是中国应对错综复杂大国关系的取胜之道。

遇袭案的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对中东“撤而不离”的长远战略趋势，以及中东各主要国家间地缘争夺“阵营化”对抗趋势的加强。展望未来，由于目前中东主要矛盾正从“阿以冲突”转为“阿以对抗伊朗、土耳其”，假如拜登上台后在中东重拾“奥巴马路线”，与伊朗缓和关系，这很可能使美国重陷奥巴马时代的中东困境，即转圜了同伊朗的关系，但又得罪了阿拉伯盟友。

未来五年，即使疫情解除，世界也不会立即恢复原样。同时，世界还面临着不确定性，还面临着很多结构性变化。通过数据来看，目前世界上面临的九大超级问题不仅没得到缓解，反而在当下和未来将进一步恶化，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解决这九大问题的一些传统方法在目前的格局中都已失效，因此在这种状况中，在战略性思考的时候就需要超越历史的框架，来进行一些新的思路构建。

当前，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疫情下的中东国家而言，面对着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多重压力，协调历史遗产与现代性的关系，从依附性发展走向自主性发展，完成国家建设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无疑将是其在21世纪的长期课题。

拜登团队对《伊朗核协议》很看重，在胜选消息经媒体宣布之后，拜登团队与伊朗政府之间有一些积极互动。不过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在铀浓缩方面有一些报复性活动，尚不清楚这些活动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性的。这需要伊朗澄清，这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但由于半年后伊朗也会选举新总统，或出现新变数。所以拜登拥有的时间并不多。

尽管美日印澳对华“经济脱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对华竞争”几乎是美国会两党共识，这决定了美国大选的结果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战略竞争的主基调。加之美日印澳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共同需求和四边机制自身的延续性，前述相关举措很有可能继续推行。对此，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努力化解美日印澳对华“经济脱钩”风险。

拜登新政府面临的一个任务是与中国一起重建中美关系。重建中美关系，双方需要把各自战略意图说清楚，让相互之间有深层次的了解，并建立初步的互信。同时双方应以务实态度，聚焦合作，把能做的事情立即做起来。尽管今后中美关系回不到拜登任副总统时，拜登任内的两国关系将是合作与分歧共存的关系，但不管主客观因素发生多大变化，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个道理没有改变。中美只有合作，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