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全球治理危机，但这次空前的危机也将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由于真正能最终克服这场全球危机的只有全球合作、全球行动，我们最终将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同时，在这次世界秩序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应坚决反对解体联合国、积极预防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解体。

2017年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关系摩擦不断。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后，澳大利亚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敌意动作，使中澳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但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考虑，澳大利亚也不得不有所保留。这鲜明地反映出了澳大利亚首鼠两端，对华政策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并存的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波美关系从相对良好发展到密切合作。目前军事合作是波美合作的重中之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军事合作亲密无间。同时尽管波兰意欲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但今后波美关系的发展存在变数。面对欧盟与日俱增的压力与欧美之间的裂痕，能否坚持现有亲美疑欧的外交战略，是波兰领导人即将面对的挑战。

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会促成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化。一方面，沙特、巴林等其他海湾国家很可能谋求与以建交，并带动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接触。另一方面，阿联酋与以色列很可能会推动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伊朗。同时，阿联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意味着巴以和平受到“重击”。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的孤傲疏离，使国际社会一时间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尴尬局面，但欧洲与亚太均不希望卷入中美纷争。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在过去一年里就一直在谋划中美全面“脱钩”，不过由于中美两国的突然激烈“脱钩”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双方亟须摈弃任何类型的战争思维，转而谋求建立某种战略竞争—合作关系。

目前，在阿拉伯世界，无论是泛阿拉伯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均已退潮，各国根据自身安全和利益需求，奉行务实主义政策，纷纷与外部大国建立了特殊关系。域外大国、非阿拉伯国家各自在该地区构建的各类联盟，稀释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与统一。大国的联盟和准联盟战略使中东地缘政治争夺白热化，各种力量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尽管安倍辞职对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可能会带来变化或不确定性，但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最大的不变是社会的稳定性和自律性，这会产生稳定器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关系中长期稳定和发展，需要真正思考夯实双方的社会关系。从中国来说，如何发展自己对日本的软实力，同日本社会建立持续的中日社会友好则是关键。

疫情并不是世界政治动荡的原因，但它使一些国家自身的治理问题被凸显出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出发点、落脚点，是疫情带给我们深刻教训后得到的认识。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放任自由的全球化不可持续，这需要在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此外，完全靠利益驱动的产业链的布局也会改变。同时，由于逆全球化被政治化是比较可怕的，所以需要各方面合作。

近期伊朗国内频发的爆炸和火灾尽管不能都归咎于“外部势力”破坏，但是当前由伊核问题引发的地缘政治博弈进入关键阶段确是不争的事实。伊朗逐步退出核协议相关机制并重启核研发进程，美国和以色列加紧对伊朗的渗透和干涉，这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在当前美国和伊朗紧张对峙的背景下，地区冲突风险也必然随之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