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反全球化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危机之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同时叠加到西方民粹主义之上，必然会强化其右翼化和威权化取向，动摇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一种可称为“威权民粹主义”的升级版本呼之欲出。

欧洲中国观的调整，体现了中欧影响力的易位，欧洲很大程度上由俯视变平视，由主动变被动。这是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还只是刚刚开始。由于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位置，欧洲与中国今后的相互关系存在多种可能。当前欧洲关于中国的大讨论，将在塑造未来的中欧关系、乃至未来的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欧俄相互斗法、彼此牵制、合纵连横，使得三边关系错综复杂。对俄而言，美国一系列举动对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缓和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不失为明智之举。对欧而言，欧美关系面临挑战，欧洲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问题是欧洲现在四分五裂，实力下降。在此背景下，美欧俄三方斗法、三边关系走向使未来的欧洲充满了诸多不确定。

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正式颁布了印太战略报告，全面阐释了美国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主要威胁及实现目标的手段。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从舆论、经济和安全三大维度，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具体落实印太战略的实施。这些政策举措，对我国周边环境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但也要认识到，其政策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应未雨绸缪，制定积极、稳妥的应对措施。

疫情后，短期内全球化进程仍将倒退，且倒退幅度和速度可能比疫情前更大。此外更需注意的是，疫情后全球化倒退的最大风险莫过于世界再次分裂为两个体系。但从长期来看，中国若能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充分地挖掘全球化的益处，更好地管控全球化带来的损害，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利益，则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努力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就会反超反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终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它只是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合理性。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由于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已掌握一定话语权，甚至正在掌握局部规则的制定权，这给美国试图以最小成本维持战后体系运行带来不小挑战。在这样的顾虑下，美国的印太战略开始浮现。本质上讲，印太战略是一个更大地缘范围的平衡战略。不过，即便美日印澳四国结成了反华阵线，由于该地区许多国家不轻易选边，这一战略实施不会顺利。

就国际格局而言，“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是发展趋势，但“西强东弱”和“北富南贫”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中美关系也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共同面临着“合则两利”还是“斗则俱伤”的严峻考验。在当前世界新旧秩序交替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以相对平等的国际地位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是500年来的第一次。“万事开头难”，非西方国家只要不断增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促进国际合作和坚持战略定力，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那么“国际多极化格局”就能提升为“国际多极格局”，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也能胜利建成。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存国际组织都将面临重大抉择。美国的一意孤行只会重创其自身的国际声望，并不能抹杀其他国家开展多边合作的意愿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各国应摒弃零和思维，在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规范塑造中，积极展开沟通与合作，将尊重多样性、平等互利、开放性地区主义等新规范融入其中。对中国而言，只要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应有的作用，承担应尽的义务，推进国际组织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服务，就始终站在时代的大势一边。

第四波全球化即网络全球化已经到场：即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构建全球立体、空间型网络，全球供应链会从链条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物联网将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网络之中。其突出特征是全球性的，是大数据、大框架，超国家和地区构建与运营。这使全球化将发生重要转变，尽管“去中国化”很难，但使部分外资撤离中国。中国将面对由“舒服的全球化”到“挑战性的全球化”，挑战前所未有。不过，在网络全球化时代，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将成为新全球化发展的领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