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不久便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确认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美日“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美日首脑在政治、经贸、军事及安保等领域相互沟通、谋求共识，探讨“共同战略利益”。同时，两国还力图化解双边贸易摩擦，进一步明确美日同盟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美日两国从维护既得利益、固化同盟机制掌控亚太的立场出发，再次确认了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对华针对性，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图已显露无遗。

我们绝对不应低估俄美互怼加剧对中国崛起国际战略环境的潜在负面影响。在美俄关系紧张情况下，中国发展对美、对俄关系的举措也会变得更加敏感、更难拿捏。基于此，中国的战略选择似应为，以大国智慧奋发有为地运筹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

鲁哈尼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难以有第一任期的突破。特别是与美国关系上，两国关系出现倒退几成定局。但积极的是，伊朗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处于较高水平，这与鲁哈尼接手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要有利的多。

今后维持克制应是俄罗斯在短期内的基调，“错位应对”会是俄罗斯的基本方向。换句话说，美国通过制裁施加给俄罗斯的压力要远大于俄罗斯通过反制裁给于美国的压力，俄罗斯在新一轮的美俄斗争中将更加被动。

特朗普执政数月来的所做所为，正越来越显示其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的旧轨，中美内在结构性矛盾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要挤压、阻挠、制衡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并无变化，而是开始刻上特朗普的印记。特朗普政府执行的实际上是不叫亚太“再平衡”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军事安全意义上讲甚至更为凶猛。

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和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引发了对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的讨论。政治现象的出现背后往往蕴藏着经济动因，这构成个体行动的共同历史条件。当前一个历史条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其影响包括三个层面：在全球层面，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在地区层面，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在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不平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增长低迷而日趋严峻。由此看来，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原因可以分为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

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处于冷战后最为突出的大变动之中。在美国作用下降，国际关系格局加速演变的总体形势下，各方都在利用这一趋势调整政策。各大国都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在发展对华关系中谋取更多实惠。

反建制主义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反对全球化的具体内容是针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客观现象。它与民粹主义不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的领头羊，也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支柱。但如今，美国政府突然要改变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意味着现行国际秩序的支柱动摇了。虽然自由主义面临着反建制主义的挑战，但它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反建制主义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具有牵制作用。

此次新制裁法案不会是压倒美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对俄新制裁法案受到欧洲国家极大关切，其后续实施仍存疑。而且，无论美、俄，均不愿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从大国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忧甚于对俄，在中美俄大三角中，美俄关系破裂将使中美俄大三角严重失衡，这并非美战略界所乐见。此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同样，俄罗斯也愿意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合作。这些都会限制美俄关系下滑的程度。

美国外交往往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特朗普任内的对俄政策也难以逃避这一规律。随着特朗普执政环境日益恶化，美国国内政治这一变量逐渐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美俄关系僵局恐怕将进一步固化。尤其是近期白宫人事经历洗牌，内阁各部门关键职位大量空缺，国务院士气极其低落，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又缺乏拥有战略视野的“灵魂人物”，美国对俄战略短期内难以形成。在缺乏大国战略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仍将被国内政治所牵引，美俄关系还将受其影响、难见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