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因为美国不再寻求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与巴以和谈，而是将重点放在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上。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拜登政府的政策在本质上体现了其维系中东霸权的诉求和权力资源有限的矛盾困境。展望特朗普二任的巴以政策，他无疑将继续执行偏袒以色列的巴以政策，并有可能根据中东形势的新变化继续推进“世纪协议”，在此过程中他将面临严峻挑战。

无论是欧洲的“全球治理”还是美国的“治理全球”，都是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西方叙事，它们不符合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客观事实，更无法满足全球南方国家改变国际制度性权力分配失衡局面的诉求。在西方全球治理观凸显不足和弊端的同时，金砖国家提出的“共商共治共享，实现全球再平衡”的新全球治理观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中东形势剧烈变动与美国战略收缩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拜登执政时期，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成为掣肘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沉重负担，使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和避免冲突升级之间陷入了困境，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领导力。因此，在当前中东形势剧变的情况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也仍将面临战略收缩与维系美国领导权的巨大压力。

全球正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时代，国际局势变乱交织、起伏动荡。特别是随着“特朗普2.0”时代开启，美国利益中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或对全球治理带来重创。此外，俄乌、巴以等地区冲突延宕，并存在扩大和外溢风险。对此，中国提出“同球共济”、共克时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全球繁荣稳定。

目前，“奥库斯”第一支柱现在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无论是“艰难前行、遥遥无期、直接流产”哪三种结局，澳大利亚都是最大输家。假设它得不到核潜艇，恐怕它很难有动力将所谓技术合作为框架的第二支柱持续下去，届时“奥库斯”将必然走向灭亡。如果及时终止“奥库斯”，转而采购法国潜艇，澳大利亚在时间上和战略上也许还有转圜之机。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展望2025年，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全球治理、政治极化、产业链重构、亚太经济、人工智能、地缘冲突、气变应对等方面出现重要趋势性变化，值得关注。

目前，美日菲小多边机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机制化完善和合作领域拓展两方面的突破，虽然合作重心仍在军事和防务领域，但三国在网络安全、经济科技等领域陆续展开合作。美日菲小多边机制的快速演进反映了三国面对地缘战略环境变化而展现的战略融合态势，也是各自战略利益考量的结果。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日菲三方合作能够走多远仍需观察，面临更多变数。

随着昔日反对派成为实际掌权者，俄、伊在叙影响力退潮；土耳其作为反对派的长期“靠山”之一，则迎来了战略扩张的历史机遇。但目前叙利亚剧变的尘埃尚未落定，各方围绕叙政权性质、派系矛盾、权力分配的博弈还未见分晓，断言土耳其是“最大赢家”为时过早。

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你来我往”的互攻中，前者应对自如，后者却面临不可承受之重。以正寻求对胡塞形成有效威慑，但选择不多。因此，以必须同美英甚至沙特合作打击胡塞，但这三方都不愿与以合作。一方面，美是否愿卷入更大规模的战争是一个未知；另一方面，过度削弱胡塞会打破也门国内的权力平衡，重燃也门内战。沙特好不容易同胡塞达成停火协议，不想蹚浑水。

以哈停火协议的达成无疑使持续动荡的中东在2025年初显现出一缕微弱的和平曙光。但无论是从协议本身尚未解决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的诸多复杂问题来看，还是从双方长期冲突留下的核心问题来看，特别是从以色列在新一轮冲突中形成的军事、安全和心理优势，以及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政策前景来看，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仍难以乐观，持久、稳定的中东和平仍是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