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实现三方通话，哈马德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由此，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巴林成为第二个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此前的8月13日，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从1948年立国之初就一直遭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封锁和干涉，时刻面临战争威胁和风险。以色列不仅通过军事手段保卫国家安全，还积极采取外交手段分化瓦解阿拉伯世界，营造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和巴林实现关系正常化，使自己的外交环境大为改善。

复杂的外交环境

现代以色列国家是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纲领为指导，通过大规模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而成，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安全。从1929～1933年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大规模冲突，到1987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大起义”，再到2000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巴勒斯坦民众反抗以色列的斗争一直延续，以色列需要时刻警惕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威胁。

无论是“泛阿拉伯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将以色列视为异类。从民族身份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西方色彩及早期犹太移民的西方文化烙印，使以色列与“泛阿拉伯主义”格格不入。从宗教理念上说，犹太教和以色列秉持世俗主义政治原则，与倡导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泛伊斯兰主义”难以兼容。从现实政治层面看，以色列的建立伴随着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必然遭到“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反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一直力图打破阿拉伯国家的围困。曾经担任以色列外长的阿巴·埃班指出，以色列不应将中东直接看成是阿拉伯民族主导的地区，而应当积极地利用中东地区的多元性开展外交活动。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从三个方面来分化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一是利用中东地区的民族矛盾改善地缘政治环境。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和土耳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机制，与伊朗巴列维政权建立了军事和情报合作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曾秘密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民兵武装，发动反对萨达姆政府的起义。

二是利用中东复杂的宗教和教派矛盾寻找潜在的盟友。以色列曾经利用黎巴嫩国内错综复杂的宗教关系，扶持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帮助以色列军队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打击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民兵武装。近年来，以色列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朗的恐惧心理，拉拢海湾阿拉伯国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的正常化。

三是利用中东国家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来瓦解对手的联盟。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色列长期与约旦政府保持秘密接触，在东耶路撒冷控制区划分、约旦军队控制区内犹太人地位等敏感问题上达成了多项共识。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冲突频发，以色列选择支持“法塔赫”打压“哈马斯”，遏制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影响。

不能不说，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是无法实现外交突围的。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外交对象，也是其政治精英最关注的国家，还是以外交重要的“传声筒”和“维护者”，以色列依靠美国的外交资源逐渐扩展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家间频繁穿梭，帮助并未建交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传递信息，最终促成了战争的结束。在美国的斡旋下，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达成和平协议，埃及成为了第一个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外交环境也实现了巨大突破。

从幕后到前台的机遇

对以色列来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是以外交的艰难时期。由于奥巴马调整了美国中东战略及其本人独特的政治身份背景，美以关系一度陷入僵冷。奥巴马上任后，将埃及作为首个出访目的地，并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要开启美国“与全球穆斯林关系的新篇章”。奥巴马推动美国与伊朗关系的缓和，最终促成了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减轻了伊朗遭受的制裁和封锁压力。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巴以问题）上，奥巴马批评以色列的强硬政策，甚至在卸任前的2016年12月，授意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投出“弃权票”，“目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2334号决议案。

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和理解，以色列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显得十分孤单。这一时期，以色列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继续保持强硬。在巴以问题上，以色列扩大了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规模和数量。在201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组织的巴以和平谈判中，以色列坚持耶路撒冷是本国首都的立场不动摇。在伊朗核问题上，以色列强烈反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认为伊朗仍对以抱有深刻的敌意且会继续秘密发展核武器，伊朗核协议无法约束伊朗的地区扩张和战略威胁。

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东也经历了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动。2011年，传统强国埃及和叙利亚面临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国内形势，地区影响力迅速下降。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黎巴嫩等问题上，伊朗的话语权增大。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叙利亚政府、也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各自国内影响力上升，引起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严重担忧。

奥巴马政府对中东变局的观望姿态，令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非常不满。在叙利亚危机和在也门内战中，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希望美国主动介入，但美国并未采取有实质意义的行动。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继续劝说美国介入的同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趋近。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后，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等国纷纷表达了不满和反对，以色列和沙特、巴林和阿联酋之间也展开了密集的合作。2015年沙特介入也门内战后，以色列公开表示支持。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以色列外交环境迎来了巨大改善。特朗普公开偏袒以色列，将耶路撒冷称为“以色列首都”，公开支持以色列“兼并”部分约旦河西岸领土，并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战略。

然而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并未立即奏效。特朗普希望通过偏袒以色列的美国中东和平新计划（世纪协议）来推动巴以问题正常化，遭到巴勒斯坦的强烈反对，这使巴以和平谈判几乎没有开展的可能。特朗普希望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屈服，重回谈判桌并与美国订立新的协议，但伊朗坚持抵抗美国制裁，美国欲在伊朗核问题上实现突破显得遥遥无期。因此，帮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就成为特朗普中东政策唯一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和方向。

由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特朗普的推动，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互动增强。2018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曼，成为首个公开访问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以色列领导人。2019年在阿联酋举办的柔道世界锦标赛上，以色列选手获得冠军，主办方破天荒地允许现场升起以国旗，奏响以国歌。2019年由特朗普的女婿和顾问库什纳起草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问题“世纪协议”经济方案在巴林发布；2020年1月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召开“世纪协议”发布会，阿联酋和巴林驻美国大使也出席仪式，显示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近几年，以色列和沙特的政府官员及学者也在多个场合举行了公开会谈，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幕后走上前台。

潜在危机正在酝酿

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在美国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这既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分化出击”的成果，也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不过，与阿联酋、巴林实现关系正常化，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突破，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以色列外交环境的改善，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潜在的矛盾和纷争。

首先是加剧了巴勒斯坦的不满。2002年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提出了“阿拉伯和平倡议”。这个倡议一直以来都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处理与以色列关系的重要纲领文件，明确表示只有在巴以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之后，阿拉伯世界才会与以色列建立持久全面的和平关系。尽管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都强调了公正解决巴以问题的必要性，但阿联酋和巴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一前提条件。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民众也十分愤怒。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分别召回了驻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谴责阿联酋和巴林的“背叛。”尽管由于当前政治现实，巴勒斯坦民众难以再次爆发如1987年和2000年那样的“大起义”，但巴勒斯坦民意涌动实际上堵死了未来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平谈判的道路，双方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夙愿难以实现。

随着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关系的正常化，必然会推动各方建立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指向伊朗这个“共同的敌人”，这将使伊朗和以色列的对立关系更加尖锐。对以色列来说，伊朗是中东地区头号安全威胁，伊朗长期高呼“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谋求发展核能力和远程导弹，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攻击以色列。

对于阿联酋和巴林来说，伊朗的“威胁”同样致命。巴林认为2011年国内动乱就是由伊朗策划和实施的；阿联酋则与伊朗存在领土争端，其国内各种军事演习一直都将伊朗作为“假想敌”。作为美国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将带动阿联酋和巴林同美国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中东地区“新冷战”格局初露端倪，这将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在美国“极限施压”和伊朗国内保守派强硬派影响力高涨的背景下，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关系给未来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叠加，地区国家间关系变化既受到多种因素助推，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以色列外交虽然实现突围，但也必将继续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