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建立二十国集团（G20）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控未来发生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等国际性危机。2008—2010年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G20举行了4次领导人紧急峰会，其作用发展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并从“危机应对机制”逐渐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随着多边主义遭遇逆潮，G20也受到了冲击，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与其他G20成员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不仅导致美国在G20中的作用大不如前，而且制约了G20发挥应有作用。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G20再次启动“危机应对机制”，包括中国在内的G20成员支持充分发挥G20作用以应对当前危机。“后疫情时代”，G20改革应牢记“危机应对”的最初使命，并将“危机应对”作为“长效治理”目标的核心内容。

鉴于“特朗普主义”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即便拜登有意调整对华关系，也会受到美国国会和民意的牵制，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势力对华态度也较消极。总而言之，未来四年是引导、塑造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时期，我们需要加紧思考新形势下中国的对美战略是什么，不能只是简单应对美方的出牌和变化。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不能仅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基于历史经验的认定，来看待和应对当今权势的转移，新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共识、行动和角色。

尽管构建欧美“技术联盟”提议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但欧美在科技领域的利益差异无疑将会制约这种提议的推进前景，无论中美还是中欧之间相关领域的利益纽带，也都很难切断。

以色列和摩洛哥宣布将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两国长期以来密切关系的“公开化”。不过，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美国将西撒哈拉定义为“摩洛哥领土”，将很可能给西撒哈拉局势带来新的风险，巴以问题和伊朗问题也将因以摩宣布将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目前拜登方面与欧洲的“隔空互动”十分良好，未来气候变化、抗疫等全球性议题，有望成为中美欧三方携手合作的领域。然而，美欧关系缓和将直接导致北约成为活跃的“协调对华”平台。而且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美欧在贸易与技术领域的协调，这既是美欧关系中的难点，也是中欧关系中的难点，更是中美关系中的难点。如果美欧在贸易与技术领域协调一致，将对中国将产生即时的冲击。

“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构成其主要政治诉求。鉴于中东国家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其转型之路可能仍将延宕数十年。从“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教训看，宗教矛盾、军人干政、地缘政治等因素对中东国家转型的影响不容小觑，并将长期存在。

尽管拜登上任为建制派带来了四年窗口期，但在社会分化空前加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仍十分脆弱、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拜登事实上是如履薄冰，能否实现拜登口中的“寻求团结”、“重塑美国的灵魂”将注定是非常艰难的。对此，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我为主”，畅通双循环发展，加速扩大开放，尤其是放松跨境资本流动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寻求与欧盟、日本、东盟等重要经济体的合作，仍是中国应对错综复杂大国关系的取胜之道。

遇袭案的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对中东“撤而不离”的长远战略趋势，以及中东各主要国家间地缘争夺“阵营化”对抗趋势的加强。展望未来，由于目前中东主要矛盾正从“阿以冲突”转为“阿以对抗伊朗、土耳其”，假如拜登上台后在中东重拾“奥巴马路线”，与伊朗缓和关系，这很可能使美国重陷奥巴马时代的中东困境，即转圜了同伊朗的关系，但又得罪了阿拉伯盟友。

未来五年，即使疫情解除，世界也不会立即恢复原样。同时，世界还面临着不确定性，还面临着很多结构性变化。通过数据来看，目前世界上面临的九大超级问题不仅没得到缓解，反而在当下和未来将进一步恶化，更为重要的是过去解决这九大问题的一些传统方法在目前的格局中都已失效，因此在这种状况中，在战略性思考的时候就需要超越历史的框架，来进行一些新的思路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