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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岚雨:战略还是权宜:伊朗如何看待中伊全面合作?
发表时间:2020-10-10 17:30 来源:国际网
目前伊朗政界和学界仍然主要是从权宜角度来看待中伊全面合作的。虽然伊朗最高领袖透露出自己是从战略角度看待中伊合作关系的,但是在民众对中伊25年合作协议的质疑声前不得不在表述中将中国描述成为工具性的朋友,这说明领袖在处理中伊关系时仍很大程度受到舆情的制约。考虑到伊朗现阶段主要是从权宜角度来看待中伊关系,那么未来伊朗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将主要取决于未来美伊关系的变化。

2020年6月23日,伊朗政府内阁部长会议单方面通过《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最终草案,这一消息在随后举办的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由政府发言人阿里·拉比伊(Ali Rabiei)对外公布。6月27日,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党办公室爆炸39周年纪念日,伊朗前总统、现确委会成员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吉兰省对当地百姓发表讲话,在讲话中质疑了《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的合法性,在字里行间影射其为伊政府密谋的卖国条约:

“任何和外方秘密签订的,没有考虑伊朗人民需求与意愿的,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协议都是无效的,伊朗人民是不会承认它的……最近我也听到他们(指政府)正在进行谈判,想要和另一个国家签订一个新的25年协议,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消息……难道(只有)你们(指政府)是国家的主子?在没有告知人民的情况下从人民的口袋里拿东西给别人;你们已经将国家的核能力和民族尊严给出去了,但是制裁还是原封未动。允许人民了解同外方签订的协议和合约的内容对你们自身有利的,因为民意将会活跃起来,并将提出建议和需求,如果存在缺点和问题也可以进行改正……我们革命就是为了不向人民隐瞒任何问题,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了让一些人不要自以为是人民的主子。”

艾哈迈迪-内贾德关于中伊合作计划的言论即刻引爆了伊朗国内舆论,从政界、学界,再到民间对与中国缔结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是否符合伊朗利益展开了集中的争论,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各自给出的理由也大相径庭。本文并不旨在对支持和反对中伊合作的理由及哪个声音占据优势进行分析,而是希望通过集中分析此次争论中政界和学界的观点表述来甄判伊朗现阶段积极推动中伊长期战略合作是出于战略选择还是权宜之计。进行这样的甄别判断不仅有助了解伊朗国内在看待中伊合作时的主要逻辑出发点,更有助于我国权衡在中伊合作上的投入力度。

1、战略和权宜之间的区别?

战略通常是指为国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为实现一个或多个长期整体性的目标而制定的高层次行动计划。由于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而制定战略对与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战略可以明确国家资源的主要投入方向,并找出最具效率的行动路线。通常情况下,国家的战略行为具有自发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征,不会轻易因外部环境变化发生巨大转变。从对外政策看,如果一国将同另一国的合作视为战略,那意味着两国的合作关系将呈现长期不断深入的发展趋势,抗外界干扰能力也相对较强。

权宜在汉语中的另一种表达是变通,通常是指为了应付某种情况所采取的临时办法。与战略不同,权宜往往具有被动性、受迫性和易变性的特点,往往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而不得不对自身行动作出的被动调整。如果一国将同另一国的合作视为权宜,那两国之间合作的关系将呈现出忽远忽近、忽起忽落、忽好忽坏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很难完全消除对彼此的疑虑,也更无从谈深化合作与信任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明确了战略和权宜之间的差别,即战略具有自发性、主动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权宜则是被迫产生的,具有被动性,会紧随外部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对较短的时效。正因战略和权宜之间存在这些显著差别,所以一国在看待同另一国的合作关系时是基于战略还是权宜往往从其观点表述中就可以一窥究竟。当A国主要是从战略角度看待同B国的合作关系时,其表述往往是先强调自己眼前有很多可供合作的国家,但是同B国进行合作更符合其自身长期利益,之后会通过给出各种内外考量予以证明;而当A国主要是从权宜的角度来看待同B国的合作时,其表述常常是先强调眼前的客观实际情况,再强调B国是仅有的选项(或有限几个选项中最好的一个),之后会论证同B国合作对应对眼前挑战的种种裨益。

下面笔者将分析伊朗国内政学两界在争论《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时的表述,从而判断当前伊朗主流对与中国全面合作的考量是权宜之计还是战略选择。

2、伊朗国政学两界争论《中伊25年全面战略合作计划》

政界观点

伊朗政府的观点

鲁哈尼政府是支持中伊合作计划的一方,其背后考量具有权宜的色彩。尽管鲁哈尼政府发言人拉比伊在论及《中伊25年全面战略合作计划》时首先肯定了该计划对于深化中伊合作关系的巨大助推作用,但是在强调其意义时却首先强调了“这一计划证明了美国孤立伊朗,试图断送伊朗同国际社会联系及同其它国家发展关系决心政策的失败”。这一表述体现出美伊关系在伊朗制定对华政策中的关键作用,体现出伊朗对华政策制定中的被动性。据此推测,鲁哈尼政府当前推动中伊合作的核心目标在于打破美国的封锁孤立,而不仅是深化中伊合作关系。

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向议会澄清《中伊25年全面战略合作计划》时表示,签订中伊合作计划并不是意味着忘记了“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外交原则,而是根据实际境况和世界权力转移变化趋势作出的选择。为了消除议员们对中伊合作计划的疑虑,扎里夫特意强调了伊朗正在经受美国发起的经济战和经济恐怖主义。与拉比伊的含蓄表达不同,扎里夫的表述更直接地表明伊朗现阶段推进中伊合作是出于权宜,通过重申“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外交原则来打消议员和国内民众对伊朗倒向中国的担忧。此外,伊朗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外长古拉姆里萨·安萨里(Gholamreza Ansari)在表述为何此时推动中伊合作计划时传递出明显的被动性信号,他说:“中国是唯一还在正式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再次证明西方的不可靠,欧盟也证明其在对抗美国时的无能。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同西亚、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合作。”

鲁哈尼总统的战略顾问赫萨莫丁·阿什纳(Hesamoddin Ashna)在回应“同中国签订25年合作计划是伊朗软弱的表现”这一观点时说:“和一个国家签订25年合作计划并不是软弱的表现,真正软弱的表现是我们的长期合作协议只限于一个国家;和数十个其它重要国家签订25年合作协定才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和我们稳定的保证。”从他的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伊朗现阶段处境的清醒认知,即伊朗现阶段能够选择的合作伙伴极为有限。在他眼中同世界多数大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避免依附任何一方才是符合伊朗战略利益的,但是在现阶段同仅能合作的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显然,他也更多地是从权宜角度看待中伊合作的。

知名政治活动家观点

阿里·莫塔哈里(Ali Motahali)是伊朗著名政客,曾是第八、九、十届议会议员,其父亲是伊斯革命元老和理论家莫尔塔扎·莫塔哈里(Morteza Motahali),阿里因敢于直言针砭政权中存在的问题在伊朗知识分子、大学生和中产阶级中赢得了很多拥护者。他在表达对中伊25年合作计划时通过蓄意丑化中国合理合法的穆斯林政策来质疑同中国展开合作的合法性,他说:“先不说中伊25年合作文件的内容,在签署它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该如何解决中国200万穆斯林在集中营遭受酷刑以放弃他们的信仰和文化以及他们的清真寺被毁这件事。”莫塔哈里的这一表态渲染了“中国专制”的荒谬言论,再度增加了伊朗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伊朗成为中国殖民地”或“伊朗的国土和利益将被出卖给中国”这样的担忧,不利于在社会上形成有利于中伊合作的公共舆论。

阿巴斯·阿布迪(Abbas Abdi)是伊朗国内最具影响的改革派政治活动家和记者,他在伊朗开明知识精英中颇有影响。他明确反对中伊25年合作计划,他认为应该同时与多个国家签订这样的协定,如果只是和中国一个大国签订这样的协议,其结果必然是伊朗对中国的依附。此外,他指出现阶段政府与中国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的动机完全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应对国内严重的财政危机。

最高领袖观点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的坚定推动者和支持者,常常亲自过问中伊协议谈判的进展和内容细节。最高领袖殷切希望可以和中国达成一份可以真正落地执行的合作协议。据确委会成员、专家委员会成员古拉姆里萨·梅斯巴赫伊-莫甘达姆(Gholamreza Mesbahi-Moghaddam)所言,在最高领袖派拉里贾尼作为特使跟进合作事宜之前,鲁哈尼政府并没有展现出推进中伊合作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推进中伊合作主要是领袖的授意。

最高领袖直到7月31日前一直未对中伊25年合作计划作出任何公开表态,面对国内,尤其是民间对合作计划的大面积质疑,最高领袖显然想在充分观察舆情后再作表态。在31日的讲话中,最高领袖指出伊朗民众在新冠疫情期间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需要对生活困难的阶层迅速给予援助;此外他还罕见地承认了美国制裁对伊朗造成的伤害,称其是对伊朗人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在后续演讲中,最高领袖并未直接提起中伊25年合作计划,显然他是不想自己的表态被别有用心的媒体和个人曲解,以在民众中制造出领袖才是“卖国条约”的背后操手。领袖用一种笼统的表述既回应了民意也表达了对25年合作计划的看法,他说:

“我们有很多好的朋友,和这些朋友我们正在一起工作,我们需要努力,需要圣战;在抵抗经济中,既要有国内生产,也有向外看,我们两个方面都需要,而且我们在两个方面都有很多资源……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些有益的朋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依赖这些友好国家的政府,不,我们依靠的是真主和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有实力的朋友,我们也能取得进步。在神圣抵抗中(指两伊战争),东方阵营反对我们,西方阵营也反对我们,当时的苏联反对我们,是我们的敌人,当时的美国和欧洲也反对我们,尽管没有这些(指任何一方的支持)我们仍能够抵抗八年,打败敌人,让萨达姆跪下……我们依靠的是真主,依靠的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也将会利用世界上我们有实力的朋友的资源。”

从这一表态上看,领袖将中国定义为“朋友”,而且是有实力的朋友,是需要合作的对象。这一表态具有战略的色彩,即选择与中国合作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选择同一个有实力的朋友进行合作。但是,为了迎合社会舆论,领袖不得不强调应该工具性地对待“朋友”,强调国家独立的重要性。因此,在面对极大民意压力的情况下,领袖对华态度发生从战略转向权宜的可能。

学界观点

伊朗知名政治学家、德黑兰大学政治学教授萨迪克·兹伊巴卡兰姆(Sadegh Zibakalam)在伊朗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其Instagram账号粉丝高达103万,而外长扎里夫Instagram账户的粉丝只有75.8万。他在对中伊25年全面合作发表看法时首先指出中伊25年合作计划在伊朗社会中已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并且受到很多伊朗人的反对。之后,他明确指出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对北京的信任,并强调与很多政府官员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追崇不同,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伊朗人对中国和俄罗斯没有什么信任。从萨迪克教授的表述中虽然可以看出他对中伊长期合作的质疑,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伊朗民间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民间认为政府在主动向中国寻求依附,这说明中伊战略合作在伊朗社会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

伊朗知名经济学者、前总统顾问萨义德·雷劳兹(Saeed Laylaz)是中伊25年合作协议的捍卫者。他认为反对中伊协议的人是被反对革命领袖和政权的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然而,从他的表述可以发现其对中伊合作的支持更多是出于权宜,他说:“我相信如果伊朗将来一旦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伊朗将会转向欧洲而不是美国”。此外,他指出现在和中国可以合作是因为中国仍然还不是一个世界大国,也无法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中伊协定不会造成中国对伊朗的支配。可见,他认为中伊合作是伊朗在“非正常国家阶段”,也就是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的阶段的权宜之计。

另一位伊朗经济学家侯赛因·拉格法勒(Hossein Raghfar)指出中伊25年合作协议的签订可能会使伊朗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显然这一观点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影响。他首先指出,中国并未将伊朗当作战略盟友来对待,而是当作一个大的客户,并强调中国是在制裁下的伊朗获利最多的国家,而且在所有反对伊朗的决议中都站在了西方的一边。之后,他用斯里兰卡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债务陷阱”,指出由于斯里兰卡无法偿还港口建设债务而被迫将港口低价租给中国99年。既然拉格法勒认为中伊之间只是利益关系,那么其在看待中伊合作时也必然会从权宜出发,而非战略。

德黑兰大学经济学家阿塔·巴赫拉米(Ata Bahrami)强调了中伊25年合作计划对打破制裁和对美谈判上的重要价值。他指出,中伊合作协议将是一个双赢的计划,因为有助于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政治成员,进而更大程度抵制美国制裁。此外,他认为仅公布中伊25年合作计划就有助于极大提升伊朗在对美谈判时讨价还价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巴赫拉米是中伊合作的支持者,但是更多地是站在削弱制裁影响和与美进行谈判的角度看待中伊合作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美国施压,进而在未来对美谈判获得更多筹码。

3、结论:伊朗仍主要是从权宜角度看待中伊全面合作

通过上述分析,伊朗政界和学界仍然主要是从权宜角度来看待中伊全面合作的。虽然伊朗最高领袖透露出自己是从战略角度看待中伊合作关系的,但是在民众对中伊25年合作协议的质疑声前不得不在表述中将中国描述成为工具性的朋友,这说明领袖在处理中伊关系时仍很大程度受到舆情的制约。

考虑到伊朗现阶段主要是从权宜角度来看待中伊关系,那么未来伊朗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将主要取决于未来美伊关系的变化。由于伊朗深知美国现阶段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抑制中国崛起,因而在伊朗决定同美国进行谈判之前和谈判过程中,伊朗政府都非常积极地靠紧中国,加大对中伊合作的宣传力度。然而这一靠紧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从中国获得实质性的物质帮助,来缓解美国极限施压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其目的还包括给美国施加心理压力,让美国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施压伊朗,伊朗将会被其对手所彻底笼络,迫使美国调整对伊政策。倘若美伊未来达成某种协议,制裁得以减轻或最终取消,伊朗对外政策会采取平衡战略,因为伊朗社会、尤其是知识和政治精英普遍对中、俄怀有疑虑,担心伊朗会在经济和安全上沦为他国的附庸。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中东,文章转自“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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