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自诞生之日起，即同时催生了其对立面。

在作为全球化对立面的几个概念中，“反全球化”是对全球化趋势的反对、批判和排斥，指的是一种反对全球化的观点、行动或力量。以群众运动、街头抗议、民间情绪宣泄和社会思潮为主要表现形式。“逆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体现为贸易、投资、移民等外在指标活跃程度的显著降低，更多指的是一种趋势和表现。

本文所要阐述的“去全球化”则是主权国家政府的主动政策行为，是指握有权力的民族主权国家，主动采取政策措施来限制全球化进一步扩张的行为。这方面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金融监管，限制外资投资，强调“经济安全”；政治上实行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限制移民；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孤立主义、单边主义。

“去全球化”的国家政策往往是政府迫于民众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压力而制定的，更多强调实现对全球化的遏制，其威力要远远大于以群众运动为主的反全球化，因其能够通过相关制度和规则直接作用于全球化，使全球化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减速、停滞甚至是收缩，方向发生逆转。

去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作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民粹主义过往一百年来从没有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往往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反复出现。当代的全球化起自二战结束，自那时起，民粹主义就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等概念如影随形，阴魂不散。学界一般认可的民粹主义的含义是：一种内核空洞的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最终将分裂为两个同类的且对抗的群体，即“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并且政治应当是人民公意的一种表达。

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冲击的各国内部民众成为“反全球化”的基本动力。全球化也同时滋生了全球民粹主义的发展壮大。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理论认为，全球化的扩张在增加了市场力量的同时，也使个人对社会保护的需求增加。市场与社会两种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如钟摆般不时偏向某一方，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则在“双向运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当代全球化的悖论，认为全球化、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一个国家同时最多只能兼顾其中两者。

如果全球化和市场力量畅行无阻，则各国弱势群体将得不到保障，最终滋生出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泛滥则会迫使民族国家行使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等措施，就不得不牺牲全球化。由于民粹主义与全球化关系的这一特性，在全球经济下行引起社会动荡之时，民粹主义很容易与反全球化结合起来。一旦底层民众发现全球化导致他们上升空间受阻、社会不公加剧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就会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如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甚至一些涉及身份政治或亚文化的概念，比如阶级、族裔、性别、籍贯等，也会派生出全新形态的民粹主义。

经历多年的逆全球化趋势之后，在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疫情的叠加作用下，民粹主义受到了“强刺激”，以一种多年未有的激进方式展示出来，“反全球化”的民粹声浪空前强烈。欧美国家政客则借机引领了新一波的“去全球化”政策措施，造成了“逆全球化”的客观消极后果。在新冠病毒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冲击下，保护本国公民生命成为第一要务，一切有利资本的全球化运动不得不让位于大封锁（great lockdown）。全球化流动遭到阻滞甚至倒退，全球治理秩序遭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

新冠疫情与民粹主义总爆发

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与人类历史带来的冲击，至今还在评估之中。但毫无疑问，它对常规安全带来巨大的挑战，令人类对外界充满担忧与恐惧。人们在被禁止社交活动的同时，也展现了强烈的排他倾向。强烈的民粹主义伴随恐惧与愤怒出现，并表现为复杂的多种生态，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意识形态慢慢结合。

疫情初起之时，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确定为“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同时强调不建议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受此影响，多个国家宣布与中国的航班暂时停航，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停止了人员往来，很多国家只是要求在入境口岸对旅客进行体温监测和填写并提交健康状况申报表，主要是通过疫情筛查发现疑似病例，并进行隔离观察。各国虽然都先后出台了旅行限制，但执行口径并不一样，有些国家松些，有些国家紧些。欧美国家虽有入境检测体温，但执行得并不严格。除了朝鲜、伊朗等少与外国人交流的国家，也只有俄罗斯、美国等国限制中国人入境。

随着新冠疫情的不断扩散传播，2020年3月12日，世卫组织正式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病”。根据世卫组织的定义，全球大流行病是指“一种人们没有免疫力的新疾病在世界范围内超出预期地传播”。该组织向全球发出警告信号，即新冠疫情有在全球继续传播并扩散的风险，提示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在严峻形势下，全球多国采取了“锁国”措施，并实施了禁止外籍人士入境、禁止本国公民出境、关闭边境、停飞航班和入境人员需要隔离一定时间等政策，以切断人员流动，遏制病毒传播势头。严格措施之下，出入境人数骤减。以人口流动为主要特征的航空业、旅游业的业务量跌至新低。

有些国家还对一些特殊人群如移民和难民提出了限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禁止新移民的行政命令。他还表示，这项禁令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就业，以保证失业的美国人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意大利则宣布，意大利港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再对载有海上获救难民的船只开放。

限制人员的国际旅行主要影响到国际会展、商务谈判和部分国际服务贸易等需要人员直接交流的贸易活动。各国所实行的出入境限制或闭关等措施，在阻断了可能的病毒传播的同时，也阻碍了各国人员的正常交往，为全球化设置了严重障碍。“求生存”成为疫情下全球人类的共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便捷交通网络暂时已经失去了意义。

全球化分工以及供应商遍布全球的灵活的供应链，曾是利用全球化的分工优势的一个典范。全球供应链提升了生产专业化和生产效率，甚至能达到“零库存”。但全球生产网络错综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特征，也使其最易受到全球危机和动荡的影响。

在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面前，各国实行了各种管制进出口的正式或临时措施，包括关闭通关口岸，停止进出口，对船舶加强检疫和隔离，要求提供入境卫生检疫证等一系列措施。

对国际贸易限制程度最高的措施是禁止进口和出口，除了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国的部分种类产品直接采取禁止进口的措施外，各国还争相限制重要战略物资的出口。比如，印度、伊朗、韩国等五十多个国家禁止出口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或对医疗用品和药物实行出口限制。

各国实施的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出口禁令，影响了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这些加强检控的措施必然延缓货物流通速度，导致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流通甚至完全停滞。各国推出的针对国际运输和贸易的封锁和管制措施，使得产品供应不稳定，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极大冲击了全球经济合作和全球供应链，致使全球无数企业关停。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8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受新冠肺炎大流行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2%。几乎所有地区的贸易额都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复杂价值链行业的贸易可能下滑得更剧烈。

面对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一些国家鼓吹制造业要重新本土化，要在本土建立更加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振兴本国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这场疫情再次证明了把重要生产链留在美国国内的重要性，美国不能依赖其他国家。美国一些政坛人物还要求向美国企业提供补贴，鼓励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美国。

病毒溯源本身是科学问题，但围绕新冠病毒来源问题，各国间也展开了不和谐的争斗。在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近来已经呈现出迈向“修昔底德陷阱”倾向的基础上，两国围绕新冠疫情多次进行激烈争吵，相互指责对方。多个国家也因为疫情中撕毁合作的单方面行为而发生争执，出现了“老账新账一起算”的局面，比如厄瓜多尔与墨西哥、意大利与德国、俄罗斯与法国等。

全球化进程是建立在较高程度政治互信的氛围下的，在政治互信转变为政治对抗的情况下，全球抗疫行动的团结被严重破坏。诚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新冠病毒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毒，他利用了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歧。

在全球最需要凝聚共识的时候，一些国家却在玩地缘政治的游戏，损害了全球共同合作抗疫。从政府到民间，多年来达成的政治互信受到了极大影响。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认为：“领导人需要强大的自驱力才能继续维持国际合作，而不是退回地缘政治的竞争之中。”

“（美国的）霸权之后”与中国的选择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认为，社会与市场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力。市场整合力量最强大的时候，正是社会整合需求最大的时候。一旦市场力量与社会政策脱节，资本扩张的进程就将中断，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和衰退。

一直以来，反全球化的群体是在全球市场一体化中受损的群体，但这些群体“反全球化”的呼声在资本的力量前显得极为薄弱。政客只会在选举之际，半心半意地表示支持反全球化的诉求，声称会把工作带回本国。但政客和跨国公司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太大，以至于无法舍弃全球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在经历了世纪之交的波峰之后逐渐回落。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不能回避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残酷的竞争机制、贫富两极分化、环境破坏严重等，因此“反全球化”的声浪一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很多人无法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找到一席之地，于是从全球化的支持者逐渐变成了反对者。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能够持续成功的人是少数，大量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而遭到淘汰。随着反对者的增多，各国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底层运动开始变得频繁，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西班牙的“愤怒者”、法国的“黄马甲”等，都标志着全球化的口号已经逐渐失去诱惑力。

如丹尼·罗德里克所论，一国在全球化、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之间，最多只能兼顾其中两者。在和平时期，选择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国家，不得不舍弃国内民主；而坚持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的国家，又无缘全球化的果实。但在新冠病毒的威胁面前，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政府，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暂停全球化，力保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民众的生命安全利益和国家安全成为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选择。

新冠病毒的出现，彻底逆转了只顾市场不顾社会的“超级全球化”进程。在人的生命安全面前，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诉求一下变得极富正当性，而且在每个人的生命健康都受到严重威胁之际，各国政府都不得不迅速行动起来，响应民意，做出封锁国界、禁止医疗粮食等战略物资出口的“去全球化”举动。因为如果政府不顾民众生命安全，执意要照顾全球资本利益的话，民众的怒火将会燃烧至当权者无法承受的程度。新冠病毒威胁的独特性是此次各国政府主动采取“去全球化”措施，并能以极少阻力实施的最重要变量。

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本应在全球重大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前，引领人类共同抗击病毒的威胁。但以2016年特朗普上台为标志，西方社会陷入一股以国家主义为主导的民粹主义浪潮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采取各种去全球化措施，比如选择性退出了诸多全球性合作组织，并重新提出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相关口号。

本世纪初，在包括恐怖主义、气候问题、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人口危机等全球公共危机给全人类带来的共同威胁面前，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就是为调动起各国力量，形成建立在全球主义基础上的集体认同，以应对那些危机。国际组织本身并不具备权力，需要各个主权国家让渡部分权力，尤其需要大国之间达成共识，才能实现相关目标，共同捍卫国际治理体系。

很大程度上，全球治理体系是以西方国家作为核心的，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总体而言，它对处理全球事务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吊诡的是，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便对全球事务失去兴趣，逐渐退出一个又一个国际组织。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导致多个国际组织的信誉受到极大的挑战。

在新冠疫情中，美国一再怀疑作为全球专业医学组织的世卫组织的正当性，并公开指责其与中国存在秘密交易。这样的不信任导致围绕世卫组织的全球医学合作无法开展，直接损害了全球共治的环境。当美国开始奉行孤立主义，自行求存时，其他国家也只能各行其是，关起门来独自抵御新冠病毒。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即在他的名作《霸权之后》（1984年英文初版）中先知般发问：如何在没有霸权的世界里仍然善用好已有的国际机制，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一面，但由于大选将至，美国的内外政策存在较大变数。作为美国眼中的对手，中国需要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对内深化市场改革，狠练内功，对外扩大开放，切实团结世界各国，做好国际机制建设的工作，谋求新的全球共治。

（作者杨超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立明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