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延续了前任特朗普的对华竞争基本逻辑，同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对华认知更加负面，更重视科技竞争，更强调意识形态手段，竞争更加体系化。尽管拜登宣称不和中国打冷战，但冷战思维在其“竞赢”战略中清晰可见。与美苏冷战时代不同，中美相互依存度更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应进行合作。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此次巴厘岛峰会标志着中美关系经过十年试错，重新回到共同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道。当然，这次再启航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首先，中美正视在现实基础上追求增量发展，来共同探索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其次，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巨大挑战。第三，美国战后实现国家安全的单一经验，是其朝新型大国关系思维创新转型的重大障碍。中美若充分利用好此次元首外交的契机，抓住机遇，善处挑战，对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探索就有可能顺利再启航。

当前，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形成的有利于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正在遭到破坏，亚太国家亟需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笔者认为，克服这些变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有效抵消和管理美国过度战略焦虑的投射。其次，进一步寻找安全合作的契合点和新亮点。再者，继续巩固和加强本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

在2022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中，巴西前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左翼）击败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右翼），当选新一任巴西总统。这也将是卢拉第三次担任巴西总统。卢拉的回归，标志着拉美地区新一轮左翼执政周期进入高潮，也为深化中巴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土耳其正准备以“土耳其的世纪”倡议来迎接其建国百年华诞，“土耳其的世纪”中的奋斗目标是：无论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还是外交中，土耳其都应该进入世界前十的行列。从埃尔多安的话语逻辑来看，土耳其当下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判断，是土耳其未来展望的基点。需要指出的是，埃尔多安“发达国家”言论有其弦外之音，比如蕴含着对土耳其发展综合实力的自我肯定，更包含了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提振民众士气，以及为2023年大选提早铺垫的用意。毕竟，2023年选举对土耳其而言将具有分水岭意义。不过，未来土耳其依旧面临诸多争议和挑战。

就在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的时候，美国仍在加紧打压遏制中国，日韩等国的地区外交也出现消极的“跟风性”变化，亚洲区域秩序正面临少数国家妄图再度推动阵营对立、破坏开放自由合作的区域经贸规则的严峻局面。对此，亚洲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当前世界的变局和乱局尤其需要“亚洲智慧”带来稳定性，需要亚洲国家抱团前行贡献“亚洲方案”。就此而言，继续团结亚洲国家共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显著上升等严峻局面，也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题中之义。

尽管以黎海上划界协议有多重积极意义，但由于协议具有气田利益划分考量，且能源博弈又与大国博弈相交织，因此将产生双面潜在影响。对东地中海地区而言，协议的达成有助于建构以黎两国初步政治互信，但这或促使土耳其提升其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博弈中的力度。对欧洲而言，该协议有助于部分缓解欧洲国家的能源危机，但会导致化石能源在国际关系中被加速工具化，进而对欧盟价值观和欧洲地区一体化造成冲击。

正因为主权之争如“死结”般难解，塞科间再度发生骚乱甚至小规模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7月底以来，俄罗斯也多次就科索沃问题发声，呼吁科索沃和美西方停止挑衅，表示坚定支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塞族权利。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的背景下，美欧也不希望事态扩大，但不会放弃在巴尔干地区与俄罗斯博弈。在可预见的未来，巴尔干内部的纷争和对抗或将此起彼伏，大国博弈恐有所加剧，但尚不至于滑向军事冲突乃至战争的境地。

成立于1945年的阿盟是当今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地区性组织之一。几十年来，他曾在加强阿拉伯各国的联合与合作、维护阿拉伯国家的主权独立及协调彼此活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松散的联结关系决定了他不可能像欧盟那样实现有效的地区融合，也意味着其各成员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前很难一直保持团结、合作。尤其近年来，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动荡变革期，阿拉伯世界面临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分歧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在今后，阿盟内部的两极分化趋势会愈加明显，阿盟很可能将更加式微。

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深陷“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怪圈，既是对多边主义合作机制与共识的悖离，也给域内国家造成选边站队的困境，日益显露出美国以实力而非互信和多边共识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的企图。美国的这一战略及其背后逻辑不仅无助于亚太地区海洋传统和非传统领域的治理，还将使本地区海洋安全秩序的“碎片化”趋势愈演愈烈。当前，南海和东海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形势。而面对地区海洋治理领域新挑战，如何压制、消解海洋博弈“阵营化”的负面影响，又是当前中国涉海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重构区域海洋治理秩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