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后，很多人担心中东地区将重回地缘政治冲突局面，但中东局势总体依然缓和。反观美国，拜登上台后，试图通过推动以阿关系正常化并以此引导中东新秩序的塑造，但巴以冲突令其受阻，尤其是美在巴以冲突及红海危机上应对失策，愈加进退失据。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从单极向多级过渡的重要时期，美国霸权主义时代让位于多极化时代的趋势愈发明显。美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力和主导力的持续下降，也在这次巴以冲突及其后续发展过程中充分展现。

拜登上台后，澳大利亚的角色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以奥库斯为分界线，澳大利亚的角色从“南锚”变为“南矛”。在前“奥库斯”时期，澳更多充当美国的“南锚”，作为军事战略的后备基地。“奥库斯”的目的，是进一步将澳打造成美国反华战略的一支“南矛”，建立起一个以威慑和威胁中国为目的的“亚洲版北约”。澳从“锚”向“矛”的转型，表明它在美国战略中性质的变化和权重的加强。不过，鉴于中国市场仍是维持澳经济健康运行的根本，再加上，澳政界和智库对“亚太共同体”的愿景仍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和土壤，这些对澳建立和维持对美外交独立性也有一定推进作用。

近年来，亚美尼亚不断“疏俄亲西”，这破坏了俄主导欧亚地区的战略目标以及其所依托的集安组织。同时，南高加索地缘政治格局也随之加速重组。地区力量格局从金字塔状趋向扁平化，参与博弈的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数量显著增多，域内外力量之间关系复杂化，出现阵营战叠加混战的局面。未来该地区的格局走向也必将伴随着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和力量投射而不断演进。

虽然伊以冲突消极影响巨大，单就当前形势发展而言，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甚至因此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确实会在伊以冲突升级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剧。而且，如果以色列果真要对伊朗做出“前所未有的反应”，也不能完全排除双方关系以及中东局势继续复杂演变的可能。

近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致力于加强其“辐辏式”联盟体系，包括目标、结构和成员的全方位整合。同时，美国还寻求扩展该体系，并建立多组“小多边”机制，意图遏制中国并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中美大国博弈和战略竞争内容庞杂，涉及西太海权、国际海洋秩序、地区安全与主导权诸多维度，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战略决心和中国战略雄心的较量，未来美国对印太联盟体系的整合和拓展仍将持续深化。相对而言，中国的南海政策是展示和平稳定地区秩序的窗口，也是体现中国新安全观和国际关系新理念的平台。今后，中国将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在地区内发挥正向作用，提供公共产品，以合作包容消解美印太联盟体系的战略价值。

新泛非主义的兴起，为非洲整体性的和自主的现代化征程带来全新机遇。一方面，新泛非主义面临的环境是非洲完成了从政治独立到经济自主的转型。另一方面，新泛非主义高度重视全方位统筹协调，试图实现目标、手段及行为体等的立体整合和协同增效，这与历史上的局部聚焦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新泛非主义也有局限，如中等强国的发展韧性不足、目标实现的财政资源困难等，但这恰好意味着非洲对国际伙伴的更大需求。作为帮助非洲发展的引领性机制，中非合作论坛可为“非洲全球伙伴关系平台”的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以色列铤而走险，对伊朗大使馆发动袭击，使两国不直接发生冲突的默契被打破。以色列此举旨在转移国内不满情绪，更为阻止美国从中东抽身。这使美国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当前，以伊矛盾愈演愈烈，使双方陷入严重的安全困境。这也充分表明传统安全观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由于大国在中东安全治理理念上存在分歧，联合国在巴以冲突中未能发挥实际效果，任由以伊冲突不断发展，中东地区“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将层出不穷。因此，只有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最终地区国家才能有效管控分歧，实现和平共处。

除显性的地区武装冲突不断扩大蔓延外，此次加沙战事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引发的隐性冲突也在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短期看，只要加沙战事不结束，本轮冲突的外溢就不会停止，甚至还可能继续扩大蔓延。长远看，巴以冲突的联动性、外溢性能否得到彻底解决，与国际正义能否得到声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能否建立紧密相关，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本质上是国际正义维护与国际秩序合法性问题。

近年来，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全球南方”备受关注，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推动共同发展、合作发展是“全球南方”维护多边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全球南方”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关键支撑。“全球南方”坚定倡导发展优先，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全球南方”合作植根于对多边主义的维护，有助于使国际关系范式从对抗转向合作，用更大的包容性对冲基于阵营的排他性，从而为世界的长期稳定、共同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巴西并不是影响大局的关键国家，而且卢拉的讲话极有可能加剧巴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对立。那么，卢拉在此时发表这番讲话，有什么“弦外之音”？第一，展现“巴西回来”的外交姿态。第二，呼应“全球南方”的安全观。第三，推动大国之间的协商应对。第四，借机呼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