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衰退，外加异质力量的崛起，导致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全球化出现危机。同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冲击，进一步凸显全球化中的问题。对此，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困境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国家主义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它们能否解决全球化的困境，还是会带来新问题，存在疑问。

目前中美关系正步入重要关口，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施压举措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或会超出一般的估计，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或许与过去十余年对待俄罗斯的做法逐步趋同。美国对华政策“俄罗斯化”的实质在于对抗性、冒险性、极端性的凸显。如果中美关系落入“对抗陷阱”，对中国十分不利。面对美方挑衅，需要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之间寻求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

中美关系之变在于美方试图重新单方面定义中美关系。当美方难以掩饰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背景板时，“合作”已被边缘化。不过，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度交织，中美也不例外。一个更强大繁荣的中国能为世界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更有力的答案。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无异于在制造更多问题，开历史倒车。

过去自由主义想象全球化都是好的，但赢家很少，因此它势必会带来一种社会底层的呼唤或者叫反抗运动。笼统地称之为民粹主义，带有负面意义，其实在历史上并不合适，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是底层的呼唤。疫情是一个拐点，考验了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中国和韩国、德国的制度、文化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在抗疫过程当中，表现的成绩不俗，非常引人注目。

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使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使政府意识到必须降低对外依赖，让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不过，让企业都回归本土，甚至是大部分回归，难以实现。此外由于成本是企业效率的基本要素，全球化为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机遇和平台，因此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不会因疫情而摒弃。同时，疫情也催生新的全球化发展，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新动力。

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终结，但在疫情之后，甚至现在，对全球化会有某些调整。它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会朝着更注重公平的方向调整。第二，在利益和安全之间，会朝着更注重安全的方向调整。第三，产业链的区域化调整。第四，在国家让渡主权与维护经济主权两者之间向更多维护主权的方向调整。

北约和G7是支撑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关系的两大支柱，如今G7面临分裂，北约“空壳化”。欧美之间裂痕从G7扩展至北约，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

在美国已经将中美两国关系定性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关系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进一步趋于复杂敏感，美国企图联合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全面合围打压的态势加剧，此实体清单是美国不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高强度精准打击和对中国内政粗暴干涉的最新表现，也是美国对华从发起贸易战向发起科技战的转变。

下一步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近期，美国会借疫情对中国“追责”“索赔”“滥诉”。对此，中国只能跟它斗争。近中期，未来两年是中美关系的困难期。2022年以后，美国可能要跟中国探讨新框架。不过，疫情没有改变百年大变局的总体态势，只是让这个变局来得更快更猛。它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历史机遇期的总体判断，只是机遇的把握难度更大。而且，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们一系列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跟世界的关系面临着重塑，这是过去几十年没见到的。

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和新冠疫情三次危机暴露自由国际制度的内在缺陷，大国竞争动摇国际权力格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旧秩序风雨飘摇，国际新秩序难觅踪影。制度、权力和国家共同影响国际新秩序的走向，三大变量均有多种可能性，前景扑朔迷离。新旧秩序转换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过渡期是最动荡、混乱的，重大事件能加速或测试秩序变化。新冠疫情就是这样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