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政府在外交上会朝着“欧洲再平衡”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亚洲。对中国而言，“欧洲再平衡”对中美在多边领域合作的空间扩大、成果增加是一个利好，对缓和中美双边关系的紧张有益。不过，同时也要看到，“欧洲再平衡”也可能对中国产生新的战略压力。对此，中国应尽可能地扩大中美欧的合作空间，提高合作质量。

北约是冷战产物，更是美国以冷战思维强行塑造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关键组织，它本应消失，但它至今的演变内涵如此复杂，以至于它同时拥有了一些超越冷战的功能。未来的美国政府可能对北约再次注入活力的政策将会导致大国关系的更多动荡和国际安全格局的更大撕裂。

过去四年的美俄关系，双方一直在寻求某种突破。目前从拜登已有表态和民主党以往对俄政策来看，“俄罗斯威胁”或将成为他和民主党凝聚跨大西洋共识的重要依托，美国可能回归对俄挤压以及“遏制+削弱”的传统战略取向。不过，也需看到国际格局变化下美俄存在“有限妥协”的新需求。美战略界一些人认为，需要寻找有限的对俄妥协方式，尤其要瓦解中俄“准联盟”关系。

拜登上台可能会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个“喘息期”，但由于“对华接触政策”需要调整已成美国朝野共识，他也难改两国走向竞争与对抗的大趋势。此外，在美国老百姓受损失较大的领域，对华关税或有放松，但其他领域则需艰难和长期的谈判。拜登上台后，美国在关键核心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不会放松，但“脱钩”的范围有望缩小。最后，特朗普会利用在任上的剩余时间，固化自己任内的各项政策，很可能利用这段时间继续破坏中美关系。但如果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美国内的选举斗争和法律诉讼上，则会降低发生重大危机的风险。

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各国充分认识到区域合作对于常态化抗疫和复苏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而这些合作是离不开中国的。基于这种认知，地区国家会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就不难理解日印澳在此次“四边对话”中的表现。可以说，新冠疫情加大了“四边对话”的分歧与合作难度。这些新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印太战略是美国对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与地缘政治经济版图变化而采取的应对之策。此外，鉴于中国实力的壮大以及中国运用此种实力意愿的增强，美国印太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显然，中美竞争因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而更加突出，也更具风险性。客观而言，美国印太战略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与挑战，但囿于美国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印太区域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外交的应变性，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并非不可化解。

外部干预、安全困境和信任缺失、身份政治，构成了中东乱局的地区体系根源，十年来的“阿拉伯之春”不仅未能解决、甚至进一步加剧和激活了上述困境。实现独立自主、建立安全互信、摆脱身份政治的羁绊，进而完成国家建设和地区秩序的构造，是中东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出路，但这一切对目前的中东仍遥不可及。

土耳其要以S-400为手段，在美俄面前抬升地位、两边要价。一个彻底脱离美国盟友体系的土耳其，或是一个全面倒向俄罗斯的土耳其，身价都会大幅下降；只有居中摇摆才可能争取双份利益。所以土未来既不会为S-400与美决裂，也不可能放弃与俄交易。唯一的问题是，在中东地区地缘形势朝夕变幻的背景下，这种投机策略或许并不能长久。

美国的一次政党轮替不会彻底消除欧美关系中已暴露出的结构性矛盾，更何况当今世界格局的加速变化，也不会给欧美关系的从容“修复”留下太多的时间和空间。

当前，伊朗核问题危机仍在持续，美伊持续博弈胜负难分。面对这种僵局，伊朗可以选择保持现状，也可以继续加强与美国对峙或者适当妥协。而美国大选的结果是影响伊朗选择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