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百年巨变、世纪疫情肆虐和美国的战略收缩，2021年中东地区局势“变”、“乱”一面突出，呈现出变中有乱，乱中有治，治中有效，总体可控的局面。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地区各国政府外调政策，内抓抗疫和经济复苏。故地区局势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但鉴于地区矛盾积重难返，美国不会放弃中东，其政策一变，新的问题又会冒出来，因此中东将会因美举动而继续乱下去。

预计俄美视频会后，乌克兰危机会有两个重大变化，其一是“战争的危机”自然会降温，但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其二“诺曼底峰会”可能会出现变化。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总体看竞争大于合作，对抗多于对话。拜登上台以来，俄美双方都展示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但鉴于俄美结构性矛盾难解，未来双方建立“稳定、可预期的”关系难度很大。

除地区与全球治理合作外，中东“新四方”还包含了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地缘政治图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明确的议题，这些目标将难以实现。美国和印度若逆中东国家“向东看”的历史潮流而行，企图将“新四方”打造成具有排他性并针对第三方的“封闭小圈子”，那么“新四方”注定不会有前途。

显然，这次阿以关系缓和与之前大不相同，预示着中东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尽管同中东其他事情一样，目前的阿以关系缓和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毕竟中东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1979年埃以建交标志着阿以关系战争时代的结束，那么“亚伯拉罕协议”则标志着阿以关系政治、安全和经济全方位交往时代的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判断是有阶段性特征的，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发展定位，也与外部的国际环境变化相适应。目前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变化：外部环境局部有变，但不是全部。新科技革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机遇，此外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格局有望保持。新冠疫情对中国影响很大，但世界开放的大格局没有发生根本逆转。面对疫情冲击，各国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能关起门来，世界需要维护开放与合作的大趋势。

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疫情常态化加重了国际关系在特定时期的不稳定性，加深世界各国的内部对立和诱发新的矛盾冲突，疫情凸显了当代全球治理体系补缺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此外疫情改变的国际交往方式正在产生重要和长久的影响。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开启了长期博弈和阶段变化的新进程。2021年是中美重新界定关系后的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一方面，中国在深刻认识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后发制人”，取得首战三个回合的胜利。另外，两国元首视频会晤具有引领作用。

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先，上合组织扩员有助于壮大维护世界正义和平的力量，抑制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次，有利于形成反恐合力。接收伊朗后，上合组织将有九个成员国，范围覆盖中东、中亚、东亚等欧亚大陆主要地区，这显示出上合组织将拥有更强发展潜力。然而，上合组织仍需提升集体行动能力。

尽管有过努力与尝试，澳大利亚终归在国家利益与身份认同方面存在“路径依赖”，大部分民众沉浸在历史文化血缘中，领导阶层没有能力和魄力去改变，与时俱进地塑造新的政治价值观。结果是，澳始终走不出为“大英帝国”或“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看守“南大门”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为霸权体系的领导国家充当“副手”或“急先锋”也就在所难免。这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的新时代已经转变成为“战略错误”。

中东地区国家在此次阿富汗变局中极具存在感，这不仅反映出中东与南亚两个地区在地理、历史、文化、宗教上的紧密联系，还凸显出美军撤离后这两大区域显著增强的地缘政治联动，阿富汗事务由北约国家主导向区域国家主导过渡成为地缘政治新现实。未来，南亚、中亚和中东三大区域主要国家角逐阿富汗或将是阿地缘政治新常态，其中，中东国家的作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