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超过100天，并发展成为影响全球政经格局调整的重大事件。作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爆发的最大规模局部冲突之一，其影响与波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俄乌两国矛盾范畴。与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所进行的局部战争相比，当前的俄乌冲突明显呈现一些新特点。

冲突样式有了新变化

近年来，大国“代理人战争”与“混合战争”日益成为地区冲突的重要样式。“代理人战争”是指主要大国或阵营为避免陷入直接冲突，通过援助一些地区中小国家，与其他大国进行对抗。美国防部3月向国会提交2022年国防战略明确指出，要通过强化与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其中，借助代理人增加战略对手的竞争成本，乃至拖垮对手，成为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开展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

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相比，美国、北约已深度介入当下的俄乌冲突；尽管没有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但美国与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情报、装备、人员训练等全方位支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进程。特别是4月18日之后，俄特别军事行动进入第二阶段，俄乌在顿巴斯地区爆发大规模炮战，美国和北约进一步升级对乌军事援助，其武器援助的重点开始转向重型化，援助清单包括美国M777、英国AS90型、法国“凯撒”等新型榴弹炮，以及新型装甲运兵车、反炮兵雷达、核生化防护装备和武装直升机等。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为进一步扭转近期乌克兰在顿巴斯炮战中的被动局面，美国已向乌提供了先进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提是乌方保证不用其打击俄本土目标。目前，美对乌援助总额已接近2020年美对外援助总额。对此，俄新社分析指出，美国和北约大规模对乌军事援助，拉近了俄乌强弱距离，导致冲突长期化、复杂化风险大增，甚至可能由此影响当前俄乌双方的基本攻防局面。与此同时，最早由美国人在2005年提出的“混合战争”理念也被运用于此次冲突中。“混合战争”理念强调通过混合常规军事手段和非常规手段，综合运用信息战、游击战、舆论战、制裁与封锁等多样性方式，达到以小搏大的“非对称性”作战效果等。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曾指出，常规战与非常规战组成的“混合战斗”，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特征。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大国就综合采取了情报战、舆论战、网络战、能源制裁、冻结俄海外资产、禁止俄使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结算系统，以及禁止俄飞机进入领空等多种手段，甚至扬言要将俄逐出二十国集团。在网络领域，俄罗斯主流媒体基本被排除出推特、脸书等主要社交媒体。

冲突范围日益扩大

传统地区冲突中，冲突主体往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集团）的武装力量。而本轮俄乌冲突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传统国家军备力量，也牵涉诸多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甚至个人。非传统军事力量在冲突中的运用更加广泛，对冲突的决定性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组织或个人，都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独特作用。

经济上，在美欧的宣传鼓动下，大批西方跨国公司参与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乃至经济战，包括苹果、微软、谷歌、推特、空客、波音、福特等在内的数百家企业，纷纷宣布撤离俄罗斯市场。大批西方国家跨国企业撤出俄罗斯，使俄罗斯在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中面临被孤立的窘境，而这也使俄乌冲突牵涉的领域远远超出了国家层面和军事范畴。

斗争还延伸至政治、外交、经贸、司法等领域。在美国等西方大国要求下，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就俄乌冲突展开调查，并与波兰、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总检察长签署协议，共同调查俄罗斯“是否在入侵乌克兰期间犯下战争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西方大国鼓噪下，投票“开除”俄罗斯，并宣布将就涉乌人权问题展开调查，以将“责任人‘绳之以法’”；一些西方国家还持续炒作，要求俄罗斯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

在情报与信息战领域，美国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被指向乌克兰提供了上万套“星链”设备，以保证乌克兰政府行政与乌军指挥系统在战时的顺利运转等。

由此可见，虽然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依然是地区冲突中最重要的主体，但其他类型行为体的参与度显著上升，采取手段更加多元。

外溢效应愈加明显

在信息化、全球化等因素的放大作用下，地区冲突引发的“蝴蝶效应”日益凸显，而本轮俄乌冲突则表现尤其突出。

一方面，冲突导致的全球化与国际秩序失序风险空前上升。经济上，冲突引发一系列全球治理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全球经济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大考验”，尤其是冲突所导致的能源和粮食危机，已使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重的滞胀风险。

数据显示，自2月24日冲突爆发以来，布伦特原油价格最高涨幅达151%，欧洲天然气价格基准TTF价格涨幅则一度高达192%，使2022年世界经济预期增速至少下降一个百分点；在粮食安全问题上，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于俄乌都是重要粮食出口国，冲突可能使全球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超过2亿，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的国际期货价格可能上涨一半以上，国际社会或因此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另一方面，冲突还刺激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抬头，导致整体国际环境氛围更趋恶化。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风险明显上升，“丛林法则”在国际关系中再度抬头。

经济方面，一些西方大国趁势宣扬并加快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意图通过“小院高墙”“平行体系”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维护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单边霸权。

在安全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弹所谓以“价值观与规则划线”的老调。近期，美日在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有关内容就是一例。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转自“环球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