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全球版北约”规划，实则是以牺牲该组织内中小国家安全利益为代价去满足美国的霸权野心，更是以损害世界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方式追求其病态的所谓世界主导地位。同时“全球版北约”也推进乏力。因此而已，“全球版北约”规划危害全球安全，其操控者罔顾自身内部问题丛生的实际状况，执意在全球寻求霸权，注定失败。

诸多国家民众对现政府或政权的不满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各国内部意识形态差异高度分化，传统政客和政党已无能解决目前的各类挑战。可以说，全球众多地区已进入因社会群体分裂所引发的社会持续动荡的新阶段。催生这种全球性现象与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初代全球化陷入僵局，进而全球主要大国的社会分裂现象加剧，伴随他们所引发的是地缘政治竞逐引发国际冲突进入多发期。当今之计，无论对西方还是非西方而言，让几乎寿终正寝的初代全球化复兴，在高质量基础上推生出全球化2.0将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

俄乌冲突后，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可能呈现出美欧俄等传统力量影响继续下降，中、印等东方国家继续上升的态势，而地区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行为的自主性、平衡性也将继续加强，这或许是俄乌冲突对中东的有利影响。同时，俄乌冲突消极影响考验中东发展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能源价格上升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其次，粮食危机风险陡增考验转型国家的治理能力，中东爆发第三波“阿拉伯之春”的风险持续上升。

土耳其针对的显然不仅仅是芬、瑞，而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相关分析多认为，芬、瑞能否最终加入北约，关键还在于美欧满足土耳其要求的程度。无论如何，土耳其此番高调反对芬、瑞加入北约，凸显北约内部的矛盾冲突，在本质上也是北约合法性危机加剧的表现，即北约扩张的目的在于寻求新的动力，但却因内部矛盾加剧和共识弱化而陷入困境和悖论。

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今年同时申请加入欧盟，是国际政治上的大事件，是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突出表现。这表明，新的“阵营化”正在欧洲崛起，缓冲区、灰色地带等为大国外交转圜的地理空间正在逐渐消失。这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瑞典、芬兰急于加入北约并获得“集体安全保证”的心理，或使土耳其看到了借机解决与美西方国家部分“外交旧怨”的机会。此外，除借机解决“外交旧怨”外，土反对瑞、芬加入北约也许还有外部因素考量。然而，从目前各方的表态看，土很有可能在经过与各方周旋后撤销对瑞、芬加入北约的反对。因此，两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俄乌冲突使中欧政治互信面临考验，经贸合作受到冲击，战略互信承受压力，但中欧关系并非不能有所作为。首先，中欧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尽管有差异但也有交集。其次，中欧都致力于避免和减少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第三，中欧都希望减少冲突的溢出效应，尽量避免对各自经济、能源及供应链安全造成过度冲击。最后，俄乌冲突的影响正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极大地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拥有多边主义共识的中欧将深受其害，双方应当倾尽全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亚太、欧洲得以实现和平繁荣的国际环境。

俄乌冲突后金砖国家所采取的鲜明立场，可能加强各国对金砖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提升内部凝聚力。然而，金砖国家这一概念能否构成各国重要的身份认同，并以此为支点推动全面广泛的合作，仍面临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首先，就内部因素而言，金砖国家能否建构有体系的理念至关重要。其次，金砖国家是否更加抱团也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强弱。

过去6年，冷战后国际秩序每两年就遭一次重击，俄乌冲突以惨烈的方式给旧国际秩序以第四次重大打击。俄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欧亚大陆西侧的地缘政治板块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断裂。鉴此，世界是否将走向两个阵营以及新冷战，主要取决于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选择。中长期看，欧洲国家是决定格局的关键变量：欧洲是在中美俄之外真正实现其“战略自主”，还是被冲突锁定在新二元对抗格局中，需要欧洲领导人作出明智选择。中国的选择则可能是最重要的。未来，中国只能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和复兴作为唯一的战略标尺。对于欧洲和中国来说，国际秩序并非只存在非此即彼两个选项。中国与俄罗斯是最重要的邻国和伙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欧俄就非要形成截然对立的楚河汉界。

这项决议虽不具强制性，其内容也并非变更否决权制度，但其背后的各方博弈异常激烈。有观点认为，新“规定”在实际中无法阻止否决权的行使，只是意在“羞辱”使用否决权的国家，形成政治压力，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同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多方借机谋势，希望这场危机成为安理会彻底变革的契机，安理会改革议题有再度升温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