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认可度的降低和生存空间被挤压说明内塔尼亚胡过度依赖美国政府的外交策略较为单一，以新政府需要在继承其外交遗产的基础上，开创具有新联合政府特色的外交新局面。截至目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一些新风格和新动向：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留下的空间或将由以色列填充；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全面开花”；修复与欧盟关系并“稳中有进”；中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关系将取得更大发展。

当前美拉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微妙复杂的新时期。拜登政府期待利用俄乌冲突重新把拉美收拢旗下，但拉美国家的态度分野表明美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拉美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寻求合作伙伴的独立自主倾向在加强。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的冲击或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机遇。拉美国家如能紧紧抓住这个机遇，调整发展政策，坚持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必将有一番新作为，新气象。

中东局势长期动荡，矛盾根深蒂固，领土、资源、民族、宗教等不一而足。即便在这次“和解潮”中，导致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许多矛盾也依然如故。但无论如何，“和解潮”的出现说明中东国家进入了新的状态。综合来看，“和解潮”是中东外交的重大转向，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它的出现绝非偶然，也不会昙花一现。

伊朗总统莱希自2021年8月宣誓就职并组建被普遍认为具有保守派政治光谱的政府以来，在外交工作上以周边国家为起点和“邻国更优先”为原则，并进一步实施“向东看”战略，以深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为重点。这些积极的外交政策对于伊朗稳定周边环境和削弱美国制裁的影响发挥了有效作用。

一场俄乌冲突不仅将重塑欧洲地区安全格局，改变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总态势，因其溢出效应引发的全球力量的分化与组合、秩序的裂变与重构、思潮的碰撞与融合，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与变革也将持续发酵，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应对“后冲突”时代的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已经成为各国需要主动面对的优先任务。国际社会要加大促谈努力，化解可能的人道主义危机。各国也要调整自身定位和战略规划，主动适应冲突之后的世界新常态。

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称作“胜利时刻”，声称美国留下了一个不完美但“主权独立、稳定、自力更生”和“拥有民选代议制政府”的国家。十年之后的2021年12月，美国宣布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将剩余驻伊拉克的2500名美军转变为“培训和顾问”角色。但此次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发表胜利演说，而伊拉克离独立、稳定和自主也更加遥远，其政治、安全与经济困境也很难因美国的“角色转变”而有所起色。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伊朗核问题可能成为2022年中东的第一场危机，谈判出现“双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种种现实表明，2022年大国间围绕科技展开的竞争与博弈将持续，其阶段性的博弈目标与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安全与力量格局。而在此态势下，多年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国际安全与稳定、乃至大国关系的传统观念与认知正在前所未有地受到挑战。技术与政治的迭加与共振重塑的不仅是现实，更是国际社会各方对于未来国际环境的预期，而这些预期将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决定着信任是否继续缺失，安全是否继续陷入困境，发展是否继续面临阻碍。

美俄双方矛盾分歧反映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围绕欧洲安全架构的持续角力，而乌克兰则是双方角力的焦点。目前来看，美俄双方可以在谈判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作为后续谈判的基础。但俄罗斯要求的法律保证涉及对在冷战结束后“赢者通吃”逻辑下建立的欧洲安全架构进行重组，势必会遭到美国和北约的强烈反对。

作者判断，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都将以非正式的小多边安全对话会形式存在，不会成为一个结构严密的正式组织，更不会演化为亚洲版北约。其次，美日印澳可能会加强在“印太经济框架”下的磋商与合作，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再次，美英澳三国在2022年将主要聚焦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具体落实协议实施。最后，在亚太秩序方面，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升级及奥库斯安全伙伴成立，对地区秩序造成三重挑战：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和竞争；削弱东盟中心地位；制造新的地缘政治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