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衰落正在进行，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恐惧和对中国的担心结合在一起，是美国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根本原因。这对中国的含义具有两重性：首先，我们不能低估这种战略调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和威胁。其次，美国霸权衰落，对我们意味着某种机遇：其一，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会发生深刻变化。其二是全球经济的重新组合。其三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甚至会发生动摇。其四是技术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等的重组。

尽管此次会晤取得成果有限，美方不可能通过一场短暂的元首会晤实现美俄关系的全面改善，更难通过三言两语就能离间中俄关系。但拜登政府仍可借峰会进一步稳住、拉拢欧洲盟友伙伴，同时避免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矛盾集中释放，为推进以“长期战略竞争”为基轴的对华政策布局争取时间和空间。

伊核协议谈判在当前再度面临严峻考验，其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长期对抗的结构性矛盾。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伊朗突破伊核协议导致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伊朗核能力的变化等技术性问题，以色列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不断向美国和西方施压，是导致伊核问题再现紧张的具体原因。

由于中美相互依存是美苏之间所没有的，而且意识形态之争今昔不同，再加上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竞争，所以说目前的中美关系不是冷战时的美苏关系。未来美中两国只有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才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尽管美俄领导人努力寻找两国关系的“支撑点位”，但双方尚无充分的意愿、条件和能力解决结构性矛盾，难以跳脱美俄关系“重启”的无限循环怪圈，稳定且可预测的双边互动仍将在常态化对抗的主线逻辑中运行。但在遏制与反遏制进程中，原则问题寸步不让、策略问题灵活机动的外交传统也可能成为美俄关系发生突变的催化剂。

尽管土美关系的根本矛盾在于双方对彼此关系的定位不同，导致这种矛盾是深层次、结构性的，短期难以调和。不过，由于土美两国合作的一面也不容忽视。所以，土美两国关系将长期维系冲突与务实合作并存的局面，在斗争中寻求合作仍将是今后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

冲突加剧巴以内部裂变，它削弱巴勒斯坦整体力量，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极不利。同时，它也给以色列政治带来冲击。其次，冲突催生地区格局新变化，阿拉伯国家或减缓与以缓和的节奏。再次，由于当前中东地区秩序仍处于重塑进程中，传统域外大国在参与调解中东热点问题时既缺乏主导能力，也缺乏公信力。相比较，中国在应对此次冲突方面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和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担当和责任。

尽管此次峰会的实际成果有限，但拜登和普京都基本实现了各自的目的。对拜登而言，美俄峰会一定程度缓和了日趋紧张的俄欧关系，也修复了特朗普时期受损的“大西洋关系”。这也为拜登加强印太战略部署创造了条件。对普京而言，与美国的正常外交关系的恢复和区域安全局势的缓解，使得俄在西方制裁和地缘威胁的压力下得以喘息。不过，俄和西方“对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对抗”与“接触”并存仍将是现阶段美俄关系的常态。

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不是当年的中国，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今天的国际格局更不是当年的格局。上述情况表明，中俄关系只是具备了保持高位运行的部分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有必要就拜登政府上台后，如何理解和处置中美俄三边关系，提一点思考和判断。1、中俄学界之间要增强战略互信；2、“双反击”并非“联合反击”；3、充分挖掘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4、坚持中俄合作“四不原则”；5、中美俄关系更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首脑会晤虽迈出了俄美关系走出危机的第一步，但并不能掩盖和消除双方在多方面存在的严重分歧，这也是俄美关系始终难以逾越的沟壑。对于中国议题，普京会前接受采访时强调中俄建立了高度信任与合作关系，俄方也表示若俄美峰会提及中国将与中方通气。全面、客观、冷静和持续地看待、评估和观察俄美首脑峰会及双方后续行动，对中国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