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疫情常态化加重了国际关系在特定时期的不稳定性，加深世界各国的内部对立和诱发新的矛盾冲突，疫情凸显了当代全球治理体系补缺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此外疫情改变的国际交往方式正在产生重要和长久的影响。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开启了长期博弈和阶段变化的新进程。2021年是中美重新界定关系后的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一方面，中国在深刻认识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后发制人”，取得首战三个回合的胜利。另外，两国元首视频会晤具有引领作用。

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先，上合组织扩员有助于壮大维护世界正义和平的力量，抑制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次，有利于形成反恐合力。接收伊朗后，上合组织将有九个成员国，范围覆盖中东、中亚、东亚等欧亚大陆主要地区，这显示出上合组织将拥有更强发展潜力。然而，上合组织仍需提升集体行动能力。

尽管有过努力与尝试，澳大利亚终归在国家利益与身份认同方面存在“路径依赖”，大部分民众沉浸在历史文化血缘中，领导阶层没有能力和魄力去改变，与时俱进地塑造新的政治价值观。结果是，澳始终走不出为“大英帝国”或“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看守“南大门”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为霸权体系的领导国家充当“副手”或“急先锋”也就在所难免。这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的新时代已经转变成为“战略错误”。

中东地区国家在此次阿富汗变局中极具存在感，这不仅反映出中东与南亚两个地区在地理、历史、文化、宗教上的紧密联系，还凸显出美军撤离后这两大区域显著增强的地缘政治联动，阿富汗事务由北约国家主导向区域国家主导过渡成为地缘政治新现实。未来，南亚、中亚和中东三大区域主要国家角逐阿富汗或将是阿地缘政治新常态，其中，中东国家的作用不容小觑。

“四国机制”已初步形成了以遏制和平衡中国为目标的全方位“战略联盟”，尽管目前该机制主要是战略协作且表现得较为松散，但其未来趋势却不容小觑。对中国而言，“亚洲北约”初现雏形或许意味着真正的战略挑战已拉开帷幕。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或为中国崛起实质性地改变了地区的实力分布，当实力差距日益明显时，联合制衡中国成为了它们的首要选择。对中国来说，应对“四国机制”的最佳举措，或许是专注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美俄双边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趋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两国能够始终坚持务实政策，那么建立新的关系模式也并非不可能。这种新模式可能是，双方关系疏远，偶尔也会有冲突，但总体保持稳定，不再有无休止的地缘对抗、相互制裁和“外交战”。同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如战略稳定、地区安全等问题上，美俄能够开展有限的合作。

组建AUKUS是美国转移全球战略重心、推进“印太战略”的重大举措，也是美与“印太”关键盟友一拍即合的产物。美构建针对中国的三方协作，并将力图把AUKUS打造成“印太战略”的要件，增加了在我国东南海上的战略威慑。如任由其发展并进一步出现澳日等国整合力量的前景，将给地区安全增加新的不平衡因素。但也要看到，AUKUS从组建到落地需要耗费相当长时间和大量资源，美国也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这件事也预示着，美国全球安全重点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其领导的传统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甚至可能导致一定的涣散趋势。

形成于冷战时期的“旧秩序”面临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各国在核问题上形成的共识趋于消散，国际军控秩序面临解构的风险。国际军控秩序走向何方难以预测，但无论是重构还是完善，都需关注先进常规武器对国家间核关系的冲击、外空和网络等新兴“域”与传统核关系的交叉、核领域攻防关系的演进、如何处理事实核武装国家与现存国际军控秩序的关系等问题。

与以往不同，最新出现的美英澳三边联盟是美国用来营造新冷战围堵战略的。鉴于这个联盟是盟中盟，它使更多的美国盟国意识到，美国即使在联盟内部也是亲疏有别的，甚至可能离间盟友关系，使盟友相互背弃。同时，这样的新组合会给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带来新问题。美国的联盟体系叠床架屋，因利益诉求不同而产生的内部分歧在所难免。因此，美国会不断强化对重要敏感盟国的严格管控，这将使这些盟国的主权地位进一步削弱，长此以往，或使联盟内部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