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以自贸易协议签署有两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将极大地改变中东地区地缘经济格局，二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版图继续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演变。未来，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经济关系的充实，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其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可望进一步加强，其作为重要操盘手的地位可能进一步突出。

伴随着俄乌冲突的扩大和升级，以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全球治理的政治基础和底层支柱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全球治理平台面临被政治工具化的危险。第三，大国政治重回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第四，全球相互依赖的脆弱性极大地挑战了全球治理合作。第五，全球治理秩序伴随着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存在被撕裂的危险。

本届“香会”的四点变化既是对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反馈，又是“亚太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世界比以往更关注亚太”的真实写照。然而，少数国家仍然固守冷战思维，不断挑动地缘政治矛盾和意识形态对立，使长久笼罩在“香会”头上的阴影挥之不去。“香会”距离成为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对话平台”，还需很多改变。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在诸多涉及两国乃至全球的战略和安全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难就具体问题达成妥协。但双方就互动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存在高度共识，特别是保持沟通交流和加强危机管控。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美国对华定位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冷战初期的敌人逐渐变成冷战后期的合作者和新世纪初的利益攸关方，再到现在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也从敌对转向合作，再转向竞争。尽管中美存在竞争，但并不意味中美关系一定会走向冲突。

从卡舒吉遇害事件后的“人人喊打”，到如今可与美国周旋并得到土耳其、伊朗的让步，沙特外交的“舒适度”显著提升，这背靠的是其能源、经济等外交长期优势与领导人的审时度势。同时，理解沙特外交需要对其内政主线有基本把握，而主线之一就是小萨勒曼巩固地位的进度。目前鉴于小萨勒曼对内大权在握，对外也就更敢进行调整。

与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所进行的局部战争相比，当前的俄乌冲突明显呈现一些新特点。首先，冲突样式有了新变化；其次，冲突范围日益扩大；最后，外溢效应愈加明显。

与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俄乌冲突进一步对中美俄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并向中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西方继续推进其“印太”战略，以制约中国。当前的中美俄三边关系表现在地缘政治与安全、国际秩序、经济与高技术等三个维度上。俄乌冲突将在上述三个维度对中美俄三边关系产生影响。

当下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和对俄制裁之间在发生共振，严重冲击后冷战国际体系。在此背景下，全球经贸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都在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全球化向经济集团化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弱化甚至分裂；国际关系重组。未来国际体系走向不仅取决于美国和西方怎样对待俄罗斯，更取决于它们怎样对待中国。因为一个更加平等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可能更多取决于中国和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与作为。

北约在冷战后30年不断东扩，不仅有着内部的原因，也有着外部事件的刺激。必须承认，美国是北约复活和不断壮大的主要推手。北约不仅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全面对抗的安全工具，也是冷战后美主导全球政治秩序的安全基础。美国不仅利用北约制衡欧洲独立防务和独立外交，也惯于通过制造危机复苏北约——俄乌冲突就是新证。近期，受俄乌冲突刺激，北约正将触角进一步伸向亚洲。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还是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都需要大国的理性和担当。化解俄乌冲突的关键需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亚太地区需要吸取俄乌冲突的教训，停止制造新的隔阂和对抗，不要陷入“新冷战”。各国要一起拿出政治勇气，为政治解决危机留余地，为和平创空间。

受美国筹谋“大国竞争”并从中东收缩力量、俄乌冲突牵制美国资源聚拢、中东国家自主空间扩大等因素影响，当前中东形势呈现缓和面扩大、动荡面收缩的总体特征。一方面，区域内国家着手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地区热点矛盾与冲突逐渐降温。但这一趋势尚存变数，主要表现为恐怖主义势力卷土重来，部分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教派冲突加剧，国家间不同阵营分野清晰、小摩擦不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