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在冷战后30年不断东扩,不仅有着内部的原因,也有着外部事件的刺激。必须承认,美国是北约复活和不断壮大的主要推手。北约不仅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全面对抗的安全工具,也是冷战后美主导全球政治秩序的安全基础。美国不仅利用北约制衡欧洲独立防务和独立外交,也惯于通过制造危机复苏北约——俄乌冲突就是新证。近期,受俄乌冲突刺激,北约正将触角进一步伸向亚洲。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还是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都需要大国的理性和担当。化解俄乌冲突的关键需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亚太地区需要吸取俄乌冲突的教训,停止制造新的隔阂和对抗,不要陷入“新冷战”。各国要一起拿出政治勇气,为政治解决危机留余地,为和平创空间。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简称“北约”)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为率领欧洲与苏联、东欧集团进行对抗而建立起来的军事组织。冷战后,失去对手的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持续扩大,成员国从1989年的16个扩大到今天的30个,势力范围从原来的北美和西欧一直延伸至今天的东欧和东南欧。进入21世纪以后,北约将扩大目标指向“后苏联空间”,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积极寻求加入北约,先后成为北约的“机会增强伙伴国”。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乌克兰更是将谋求加入北约写入宪法,积极发展与北约的实质性合作。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欧的中立国芬兰和瑞典接连转变立场,有可能在近期加入北约。北约在冷战后30年不断向东扩大,不仅有着其内部的原因,也有着外部事件的刺激。 被“恐惧”驱动的任性 北约自诞生之日起,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欧洲盟友的安全,欧洲也是美俄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主要任务仍是确保欧洲的安全,只不过此时的欧洲还包括原华约成员国的中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国家虽然摆脱了世界大战的危险,但是民族矛盾和领土争端使得安全形势复杂化,充满不确定性。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波黑冲突,在独联体地区爆发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俄罗斯在1993年发生了炮打议会大厦的“十月事件”,并在1994年至1996年爆发了第一次车臣战争。如何确保冷战后的欧洲稳定,成为冷战后北约面临的新问题。当时,中东欧国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俄罗斯寻求安全帮助,而当时的俄罗斯没有完全从中东欧撤军,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保留一定的驻军;另一种选择是向美国主导的北约和欧盟靠拢,通过申请加入北约,获得集体安全保护。 后来的事实是,中东欧国家没有选择俄罗斯,主要还是因为俄给他们留下的特殊历史记忆过于惨烈。以波兰为例,其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瓜分,直至彻底丧失独立地位。1939年,根据苏联与德国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控制了波兰东部的大部分领土,1940年又发生了“卡廷惨案”。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东欧国家获得外交和防务上的自主权,加入欧盟和北约成为多数国家在安全上的最优选择。美国则从欧洲稳定和巩固西方联盟影响力的角度出发,积极回应了他们的诉求。1993年,北约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1994年的北约峰会上,北约确定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成为北约的“联系成员国”,正式启动了北约扩大的程序。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北约扩大法案》,以立法形式确定了北约扩大的进程。 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诉求是北约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扩大的主要内因,而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之后更加重视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作用。新入盟和入约的中东欧国家也被美国称为“新欧洲国家”。美国利用新欧洲国家牵制老欧洲国家的自主外交和自主防务,阻挠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协作。 普京的强国外交 冷战结束后,尽管北约一路东扩,行动力和凝聚力却持续萎缩。由于传统安全威胁的下降,美国借反恐之名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令越来越多的北约成员国不愿盲从。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秘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要求联合国授权攻伊,这种单边主义导致北约内部出现明显裂痕,德国和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从此,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不再无条件支持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2013年奥巴马试图发动叙利亚战争,因12个北约国家表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不会参与行动”而被迫放弃。特朗普执政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频繁施压,要求欧洲国家提高军费开支,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至少2%的标准。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愿跟进欧洲因乌克兰问题对俄发起的制裁,将解决顿巴斯冲突的责任甩给欧洲。所有这些相叠加,严重影响了北约的内部团结度和方向感,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公开批评北约“已经脑死亡”。 普京执政后,曾试图改善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但效果十分有限。北约在2003年继续向东扩张,吸收东欧十国加入。2003至2005年,西方又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后苏联国家”发动一系列“颜色革命”,新上台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领导人在安全和外交上转向西方,积极要求加入北约和欧盟。俄一直将“后苏联空间”视为其“核心利益区”,坚决反对西方插手。北约染指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俄,普京总统不再忍气吞声。在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公开批评说,“任何不屈从美国的国家,都会被美国消灭。”2008年8月,亲西方的格鲁吉亚领导人萨卡什维利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拿回分离倾向严重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控制权,遭俄坚决反击。2014年2月,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搞“广场革命”,推翻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2014年乌克兰政权更迭发生后,普京迅速通过“全民公决”“收回”克里米亚半岛,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寻求高度自治。亲俄的顿巴斯自治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冲突,其间德国、法国多次斡旋,但始终无法从政治上解决危机。俄的行为直接挑战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导致俄与北约在冷战后建立起的合作机制停摆,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 顿巴斯冲突让中东欧国家再次感受到现实的安全威胁。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纷纷要求北约增加在东欧地区的军事部署。在2014年9月的北约威尔士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同意逐步提高军费,应对俄的“安全挑战”。由于普京在俄格战争和克里米亚危机上做出的激烈反应,北约在欧洲的影响力有所恢复。在中东欧国家的积极推动下,乌克兰与北约的合作自2014年起发展迅速。乌在安全和外交上完全倒向西方,放弃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正式提出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意向。客观而言,普京在顿巴斯问题上的强硬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北约从特朗普时期的困难状态中复苏。 俄乌冲突的效应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北约在欧洲和全球安全上的联盟作用重新重视起来,积极推动北约成员国在欧洲地区开展对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让处于立场摇摆状态的北约成员国重新“振作”和“统一”起来,共同面对欧洲出现的重大危机。 俄乌冲突虽然仍仅限于乌克兰境内,但对整个欧洲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欧洲国家纷纷向乌提供军事援助,谴责俄的行为,丧失了对俄的基本信任。由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也使俄与这些欧洲国家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俄公开外交照会欧洲国家,明确要求他们停止援乌,明言将打击进入乌境内的北约装备。那些没有加入北约、缺乏盟友军事支持的欧洲国家很难在军事上单独应对俄的“安全威胁”。因此,与俄毗邻的中立国芬兰和瑞典迅速形成了尽快申请加入北约的声势。芬兰此前支持加入北约的民调数据一直在30%以下,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超过60%。芬兰议会的多数党普遍支持加入北约或组建军事同盟,超过一半的议员支持加入北约,仅有12人反对。民调显示,瑞典支持加入北约的民众也超过50%,反对者仅有30%。芬兰总理马林称,俄已变成“不合适的邻居”,芬兰必须重新审视对俄关系。她还宣称,不管芬兰是否加入北约,俄都会威胁到芬兰的生存。5月18日,芬兰和瑞典同时向北约正式递交加入申请。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北约组织迅速回应成员国的安全关切。美国在紧邻乌克兰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紧急部署了8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同时大幅增加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将美国在欧驻军数量从之前的6万人扩大到10.4万,英国、德国和法国纷纷增加了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军事部署。在4月的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上,北约宣布紧急在其东翼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地带部署八个多国战斗集群。美国还应波兰等国要求在欧洲地区大量部署反导系统和战略轰炸机,北约则在地中海和北极地区增加海上军事部署,从而对俄形成“主动防御圈”。 北约还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特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波兰,把重型军事装备源源不断送入乌克兰,助其扛住俄的军事攻势。从2月底到5月初,美国向乌提供的军援总额已超36亿美元。欧盟向乌提供的援助额度也超过40亿欧元,其中军援超15亿欧元。4月末,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并在5月9日俄卫国战争纪念日那天,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该计划取消了向乌提供军援的技术限制,由行政当局自行决定,无需再交国会“盖章”。5月21日拜登访问韩国期间,又签署了一项总额40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明确了援助的具体事项。欧盟也计划再向乌提供总额110亿美元的援助。波兰向乌大量提供苏制武器,其中T72坦克超过200辆。北约国家向乌提供的反坦克导弹数量总数已超过2万枚,毒刺防空导弹超过1万枚。此外,北约还向乌提供了情报、后勤和指挥支持。北约在俄乌冲突中的反应让众多欧洲国家看到了北约兑现集体安全承诺的“行动力”,这一点构成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的新现实。 美国是主要推手 必须承认,美国才是北约复活和不断壮大的主要推手。北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美国全球政治和安全战略的助手,是西方盟国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主要平台。北约不仅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全面对抗的安全工具,也是冷战后美主导下的全球政治秩序的安全基础。 美国利用北约制衡欧洲独立防务和独立外交。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北约东扩吸纳中东欧国家加入,整合欧洲安全体系。美国利用中东欧国家对集体安全的诉求,推动他们加入欧盟和北约,以此来制衡德国和法国提出的欧洲自主外交和自主安全主张。事实证明,美国通过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地让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和外交上紧跟在自己身后,并在欧盟内部制造出新老欧洲的竞争乃至对立,而且利用新欧洲国家制衡欧洲的独立外交,破坏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美国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在欧洲的战略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在俄罗斯的西部建立起西方价值和安全的“壁垒”,防范俄重新具备挑战西方的能力。美国在完成了北约和欧盟双东扩之后,继续鼓励“后苏联空间”国家向北约靠拢。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在任上直言,普京的欧亚联盟就是“苏联2.0”。因此,美国从未停止通过在“后苏联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和欧盟联系国地位协定,以从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瓦解普京的地区一体化构想。 美国惯于通过制造危机复苏北约。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多元化趋势发展迅速,以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西方中心论”越来越受质疑,美国的不安全感上升。美国自知自身实力下降,在围堵和遏制中国和俄罗斯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借助欧洲盟友开展全球竞争。为了迫使欧洲替美火中取栗,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做得更为激进和冒险。2021年拜登执政以来,将对乌军事援助规模翻了一倍,军援质量也大幅提高。在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拜登也一改特朗普政府的模糊立场,公开表示支持。美国还鼓励自己的盟友进行冒险表演。2021年6月,英国军舰在克里米亚半岛海域抵近侦察,引发俄军使用实弹警告射击。2021年,拜登鼓励泽连斯基政府出台极端排俄和反俄的政策,清算乌克兰政坛中的亲俄政党、利益集团和媒体。拜登政府在乌克兰的一系列反常表现就是为了扩大矛盾和制造新危机,通过挑动战争重新激活北约。 事实证明,俄乌冲突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大规模难民潮让欧洲寝食难安,主张与俄对话的德国、法国、匈牙利等国领导人在国内受到极大政治压力,被迫转向对俄制裁。在安全和人道主义压力下,欧盟不得不放弃“北溪-2”天然气管线项目,承诺不再倚赖平价的俄罗斯能源,转而从美国等国进口价格昂贵的液化天然气。为了阻止俄乌和谈,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为帮助乌击败俄,美国不惜“撼天动地”。 毋庸置疑,俄罗斯与美国是此次俄乌冲突的真正矛盾方,乌克兰之所以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战争的最大特点是结果不确定、风险不可控——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扣动扳机那一刻谁也不知道最终结果是什么。随着战事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俄乌冲突失控的风险越来越大。在核武器诞生70多年之后,人类仍然在玩这种危险的游戏,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战略触角向亚太延伸 美国不仅在欧洲鼓捣以邻为壑的零和游戏,还试图向亚洲输出这种危险的安全观。拜登上台后,美国在战略上极力推动北约向亚洲延伸,成立了针对中国的美英澳三边安全联盟(AUKUS)。在拜登的要求下,一些北约国家派军舰在亚太地区开展针对中国的联合巡航。在美国竭力游说和施压下,北约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我们看到,2019年的北约领导人峰会承认中国崛起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未将中国定位为“威胁”。2020年6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声称中国崛起的影响是“全球安全面临的威胁之一”。2021年,北约首次将中国认定为“系统性挑战”。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更是借乌克兰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将中国主张停火、劝和促谈的立场抹黑为“支持俄罗斯”,妄图在国际上将中国形象妖魔化。2022年4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中国拒绝谴责俄为借口,宣称北约正在面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 尽管亚洲存在着多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冷战后亚太国家普遍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但是,美国为了打压中国不惜分化世界,无视中国一直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以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为由到处贩卖“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合作与互信。以安全和意识形态为由,破坏中国与欧洲的投资、贸易和高新技术合作。 俄乌冲突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安全矛盾,加入北约对欧洲国家的安全关切来说只能治标,治本之策还是要实现共同安全。集团政治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缺陷也很明显,以邻为壑的安全观并没有解决矛盾,只是短期内回避了矛盾。我们可以选择朋友,却无法选择邻居。回避矛盾可以换得一时的安稳,殊不知潜在的矛盾依然继续积累,一旦再次爆发,必然酿成更大的冲突。大国竞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底线无原则的竞争,对抗和战争不应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的内容。如果核大国走向军事冲突和对抗,根本就不可能有赢家。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还是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都需要大国的理性和担当。 化解俄乌冲突的关键需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亚太地区需要吸取俄乌冲突的教训,停止制造新的隔阂和对抗,不要陷入“新冷战”。国际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各国要一起拿出政治勇气,为政治解决危机留余地,为和平创空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