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华盛顿，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10日，美日首脑会谈宣布打造面向未来的全球性同盟，在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构建无缝衔接合作以应对中国。11日，首次美日菲首脑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会上点名批评中国，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12日，岸田首相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将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与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相联系。此前美英澳三国国防部长在悉尼发表声明，表示将对邀请日本参加“奥库斯”（AUKUS）安全框架第二支柱的军事高科技合作进行商讨。加之北约近年来频频介入亚洲安全事务，美国同盟体系对中国的战略压力日益增大。

本文聚焦如何看待日本似乎“盲目追随”美国的战略态势，评估美国与其他主要亚太盟友的关系，并探讨如何构建均衡、有效和可持续的东亚安全秩序。

一、日本“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及构筑“双中心—轴辐”安全架构的战略日程

如果说美国的意图明确，即构筑“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那么作为想要和中国构建战略互惠和稳定建设性关系的日本，为什么如此积极追随美国的战略？从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三个有事”说——即“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到岸田首相多次提到“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在对东亚紧张局势和中国威胁认知的渲染上，日本时常走在美国前头。可以说，“随美遏华”的战略态势不单纯是美国推动的结果，日本有着自身的战略考量和战略日程。

一个国家的战略日程主要取决于“战略认知”。2012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后，日本开始认为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发生动摇，奥巴马总统的“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的发言常被引用作为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领导力不足的论据。岸田执政后，这一认知进一步强化。2021年拜登政府仓皇从阿富汗撤军；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虽发动对俄严厉经济制裁，但没有赢得全球普遍支持；2023年以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表明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美国面临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同时“三面作战”的巨大战略压力。

尤其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的对外战略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在2023年逐渐形成世界上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即以美日欧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集团，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广大的新兴国家集团。日本对未来国际关系走势的基本判断是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对抗将会长期存在，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将是时代主线。

2023年日本外务省的《外交蓝皮书》明确指出，国际社会进入历史性转型期。日本认为处于变动期的国际秩序为其提供了战略机遇，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及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为其发挥地区领导力提供了良机，日本希望借此改变战后一直以来对美的战略从属地位，在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占领战略高地。

实现对美“战略自主”是日本长期以来追求的战略目标。安倍内阁时期经常以需要实现日美同盟“双向性”为由（即日本要能够为美国安全做贡献，才能换取美国对日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推进安保法制改革，实质是要实现对美平等。如果说安倍推行的安保关联法案改革，令日本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实现了突破；那么岸田内阁允许日本保有反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批准与他国共同研发战斗机等，则是在具体政策实践上推动实现了日本安保的真正转型。

而上述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以满足美国“赋能盟友”的要求获得合法性。关于日美同盟的近两期《阿米蒂奇—奈报告书》的主基调都是强调美国的向内转向和日本的战略潜能，美国通过给日本“戴高帽”的方式，鼓励日本在战略和安全上承担更多义务。这种美国战略上“赋能日本”的做法成为日本对内证明其对外战略转变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日本试图通过美日澳、美日印澳、美日韩和美日菲等各种小多边安全机制，缓解中国反弹的烈度。

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同盟网络是以华盛顿为中心、以美国与东亚盟国之间的双边架构为基础的安全体系，即“轴幅体系”（hub-and-spokes system）。日本目前的战略日程则是抓住眼前机遇，提升与东亚盟国关系，强化日本的中心地位，构筑美日“双中心和轴辐”（dual hubs-and-spokes）的新秩序，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同盟内对美平等，而且可以获得地区领导力。

二、美国亚太同盟中的三个“摇摆国家”

尽管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菲等小多边安全机制日益活跃，但也要看到“双中心和轴辐”的网格状（latticed）同盟体系也有不少短板，其中之一就是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有三个国家可以被认为是“摇摆国家”，从北到南依次是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这三国尽管都支持强化与美国的同盟体系，但随着国内政局和战略大方向认知的变化，其过度对美“一边倒”的战略和对华政策经常发生波动。韩国在文在寅总统时期奉行南北和解政策，对过度强化美韩同盟和威慑力持谨慎态度；但尹锡悦总统执政后则极力强化美韩同盟威慑朝鲜，积极推进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对华政策上也追随美国在一些敏感问题（如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但在2024年4月11日韩国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大败，这意味着今后在野党在国会中处于多数地位。在野党一直批评尹锡悦总统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让步过度，并在朝鲜问题上煽动南北对立。在未来三年的任期内，领导力不足的尹锡悦政权在外交安全战略上可能出现新的变化；而三年后新总统上台，韩国的外交战略走向更具不确定性。

在杜特尔特总统执政期间，菲律宾一改阿基诺政权时期对美“一边倒”政策，积极发展中菲关系。小马科斯总统上台后，选择中国作为第一个东盟以外的出访国家，但访华后不久其态度开始转变，炒作南海问题，渲染中菲海上争端。回想起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国会通过决议关闭了苏比克湾的美军基地。对美国来说，菲律宾并不是一个靠谱的盟友。

在莫里森执政期间，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奉行对华强硬政策，特别是参加美英澳的“奥库斯”框架对抗所谓的“中国海上威胁”。然而“奥库斯”协议也引发了澳国内对外交战略大方向的争论，前总理基廷批评莫里森政府盲目亲美。从战略层面来看，加入“奥库斯”协议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澳大利亚今后几十年都要下注于与华对抗。这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相关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从战术层面上讲，核潜艇建造具有长周期和高成本的特点，技术进步以及美国等有关国家国内政局的变动，都可能引发对这个协议成本和收益的质疑。阿尔巴尼斯上台执政后，尽管表示继续支持“奥库斯”，但在对华政策上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这三个“摇摆国家”将对美日推进网格状的小多边同盟网络建设构成很大挑战。近期在野党在韩国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地位，其在历史问题和朝鲜问题上的压力很可能冲击日韩关系。菲律宾是东盟的创始成员国。东盟长期以来奉行战略自主，反对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菲律宾在对外战略上如果过度对美“一边倒”，也会引发东盟内部的不同意见。2023年中澳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中澳关系的改善也会冲击美日澳、美英澳等小多边的凝聚力。

三、以地区一体化、东盟中心主义积极“塑势”地区新秩序

美国强化同盟网络的最大缺陷和短板在于经济支柱的缺失。首先，美国基本缺席了所有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框架，无论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而美国对盟友的双边经济承诺力度也颇为不足。2024年3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长带领美国贸易投资代表团访问菲律宾，承诺对菲增加10亿美元的新投资，然而对于有着高速发展诉求的国家来说，这一承诺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在美国退出CPTPP后，拜登政府虽然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但其中没有减免关税的相关内容。由于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2023年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的相关部长会议亦以失败而告终。

目前，新一轮的亚太经济一体化浪潮已经到来。东亚地区合作在上世纪末兴起，到21世纪头十年建立了东亚峰会机制，地区合作达到高潮，但随后由于中日关系动荡等原因，地区合作有所减速。如果说东亚地区第一轮一体化高潮以中国崛起为最大特点，那么已经到来的第二轮高潮则突出表现为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本地区国家对基础设施上实现互联互通有着刚性需求，雅加达—万隆高铁，中国—老挝铁路等一些旗舰型项目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APEC峰会演讲中说的那样，“要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这是本地区国家的普遍愿望。亚太地区一体化越是深入推进，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澳关系、中菲关系走偏走坏的动能就越发受到约束，美国军事同盟的动能就越来越弱。

第二，地区一体化必须坚持东盟中心地位。东盟中心（ASEAN Centrality）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战略上将东盟置于地区秩序建构的核心地位。东亚地区新冷战打不打得起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盟的态度，东盟不选边，保持战略自主，保持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大国对抗和阵营分裂就不会出现。东盟中心主义不仅是各种地区机制化建设的中心，更体现了地区一体化理念和想法的前瞻性。东盟在处理柬埔寨危机等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通过合作对话谋求安全的理念早在冷战中就已成型，而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最早都是由东盟首创。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中展露的战略智慧是东盟中心主义的核心。东盟在安全和发展上的智慧和实践与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发展倡议理念相通，与大国对抗、阵营分裂、“脱钩断链”的战略认知框架截然不同。

避免本地区过度走向军事同盟网络化的风险，需要以地区一体化和东盟中心主义为基础，积极“塑势”构建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地区秩序。

（作者为日本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文章转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