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出建立“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这是澳大利亚在提出和推进APEC之后的又一个具有战略远见的愿景。陆克文认为，全球地缘战略与经济重心正在向往亚洲位移，到2020年，亚洲地区的GDP将占全球比重的45%，并且占国际总贸易量的1/3、占国际军事总支出的25%，同时，亚洲人口将达世界总人口的60%、消耗的能源是全球的40%。

二战之后，澳大利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身份和定位调整过程。亚洲经济发展在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推进下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分布格局，冷战后，澳大利亚开始意识到亚洲不再是“远东”，而是自己的“近北”。前总理保罗·基廷开始推动澳大利亚与亚洲的接触乃至融合，甚至喊出了“澳大利亚是亚洲国家”的口号。“亚太共同体”便是这一战略思维的产物。陆克文为其设定的时间是2020年，也就是说，希望在2020年建立起一个包括美国、中国、印度、东盟等18国的带有欧盟精神的“亚太共同体”，而澳大利亚是这个蓝图的绘制者和推进者。

在陆克文政府的推动下，“亚太共同体”概念引发了亚洲不少国家的关注和兴趣。事实上，东盟10+1、10+3、10+6（东亚峰会）、10+8等也对这个计划起了推动作用，一些国家甚至开始讨论以欧元作为比照的“亚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通过和中国的能源和矿产贸易合作，避开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伙伴。2014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酝酿和探讨中的“亚太共同体”虽然也包括美国，但是中国以及澳大利亚显然将能在其中起主导的作用。

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政策中断了这个进程，澳大利亚再次被推到了美国战略的从属、边缘位置。陆克文-吉拉德工党政府落败之后，执政的霍华德公开喊出了澳大利亚要做美国在亚太地区代理警长（deputy sheriff）的口号，对澳大利亚的战略角色作了清晰的定位。

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美澳之间在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共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战略利益差异也不能忽视。

特朗普政府开始落实和推进其旨在遏制、阻挠和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印太战略”后，将澳大利亚作为其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棋子。但是，拜登上台后，澳大利亚的角色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其分界线就是2021年9月美英澳签立的三国安全伙伴关系，即所谓“奥库斯（AUKUS）”。

澳大利亚的这两个角色，是从“南锚”向“南矛”演进的过程。

事实上，在前“奥库斯”时期，美国给澳大利亚部署和分配的职能基本沿袭了二战期间的模式。澳大利亚更多的是充当美国军事战略的后备基地，2016年起，美国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轮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由于达尔文港被中国岚桥集团租赁99年，美国着手在达尔文港之外另行建造军港，并且建立一个军用燃料库。在昆士兰州的New Castle，有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可供美军军机和军舰进行维修和保养。起同样作用的还有阿德莱德的造船厂。

换言之，作为美国的“南锚”，澳大利亚主要承担为美国可能发动的军事冒险行动提供后勤服务的职能。

“奥库斯”的目的，是进一步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美国反华战略的一支“南矛”。在“奥库斯”的日程上，首要的就是为澳大利亚打造一支核潜艇舰队，在这里，核潜艇被披上了“核动力潜艇”的外衣，但事实上，其重点就是要为澳大利亚的进攻型军事能力赋能，使其能够充当远程输送军力和实施远程军事打击的能力。澳大利亚还将在本土制造和部署远程导弹，并且购买20架“大力神”重型运输机。此外，美国至少有4架B-2轰炸机目前部署在昆士兰的安伯利空军基地。

上述的计划一旦实现，将能够把澳大利亚打造成一个能够对远程目标进行打击，并配合美国军事力量，积极参与对远程目标的水下、空中作战。

上述的计划是“奥库斯”所谓的“第一支柱”（Pillar I），而所谓“第二支柱”（Pillar II），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聚焦先进的关键尖端技术，发展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信息和太空科技的合作与共享。而第二层面则是拉动亚太地区相关国家，加入到“奥库斯”阵营中。主要是包括日本、韩国、新西兰、某些东盟成员国家，以及加拿大等。

因此，第一支柱是核心，而第二支柱就是”奥库斯”的拓展和扩张，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一个以威慑和威胁中国为目的的“亚洲版北约”。这不是北约向亚太地区的扩张，而是直接对标北约，在亚太地区拼凑起一个美国主导的军事销集团。

澳大利亚从“锚”向“矛”的转型，表明它在美国战略中性质的变化和权重的加强。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市场的存在是维持澳大利亚经济健康运行的根本。如果说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中，经贸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发生了削弱，但近些年的事实证明，中澳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仍然有增无减。在中澳经贸关系发生恶化的几年中，澳大利亚曾经大举寻找替代市场，企图将贸易伙伴多样化，但这些尝试均告失败。两国经贸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国内大批选民的切身利益。澳大利亚政府每届任期只有3年，因此回应选民的关切是执政党的要务。

2025年澳大利亚将举行联邦议会选举，因此澳阿尔巴尼斯政府努力加大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对其争取在选民中的支持，确保在中小企业、农牧业主的票仓有直接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阿尔巴尼斯政府目前大力寻求解决莫里森执政期间积压下来的中澳贸易争议问题，包括大麦、葡萄酒、龙虾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其稳固票仓，保持和争取更大的选民支持的需要。与此同时，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观望，也使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处理对华政策时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这对稳定两国关系，加大在一定时期内的战略安全系数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澳大利亚曾经提出的“亚太共同体”虽然和我“亚太命运共同体”有鲜明差异，但在追求亚太地区国家沟通利益上有一致性。澳大利亚政界和智库对于“亚太共同体”的愿景仍然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和土壤，这对于澳大利亚建立和维持对美外交独立性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文章转自“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SIISS”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