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2日，美伊双方在阿曼的居间斡旋下进行了接触。伊朗形容谈判具有建设性，而白宫则称本次沟通是“朝着实现互利结果迈出的一步”。美伊双方展现出的乐观情绪，给长期紧张的中东局势带来一丝曙光，也让国际社会对此稍感乐观。但美伊巨大的立场差距以及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谈判前景必定充满挑战。

特朗普二任，美国中东政策将呈现出“变”与“不变”的双重特征。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态势不会变，美国打压伊朗、推动阿以和解的方向不会变。同时，为适应中东形势新变化，加之特朗普的个性，美国对以色列、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的政策会有明显变化。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目标会存在诸多矛盾，行政团队内部难以协调，中东形势又变化多端，美国中东政策将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加剧中东动荡。

日英两国启动经济版“2+2”机制既有类似于日美“2+2”的战略考量，也有基于自身利益的目标诉求。随着特朗普重新执政，国际秩序正面临冷战以来的最大变局，这给日英走近赋予新的战略意涵，一是战略自主驱动下的“第三极雄心”，二是联手对冲“特朗普风险”的“抱团取暖”需要。尽管它能否为世界提供“合作而非对抗”的新范式，有待验证。但这开辟了一条多极化时代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新路径。

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着自两极格局瓦解以来最深刻的战略转型。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战略调整正重塑全球秩序的底层逻辑，对国际权力结构产生了“创造性破坏”。美正通过战略收缩重构霸权边界，并在内政外交上改弦更张。这导致欧盟在安全焦虑与战略自主间艰难求生，但战略自主有限。俄希借此缓和俄美关系重获战略筹码，但使欧俄矛盾难解。同时，特朗普回归给中欧关系带来一定战略机遇。对此，尤其是中美欧俄四边关系的动态调整和全球秩序重构下的权力再分配，中国宜保持战略定力，冷静观察，谨慎应对，有所作为。

特朗普上台后法、英、乌等国领导人纷纷赴美示好，德国新任政府就职后，默茨预计也会快速将访美提上日程。不过，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本质面前，欧洲无法于较长时间内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取悦特朗普政府之间取得平衡。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加强团结，推动战略自主建设，或许才能够全方位维护自身利益，提高对外行动能力，避免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

这一通话标志着乌克兰危机逐步转入“部分”停火和“边打边谈”的复杂博弈阶段，也释放了美俄关系转暖信号。不过，乌克兰是否接受提议，“部分”停火能走多远还有待观察。“持久和平”目标仍需弥合俄乌之间的“信任赤字”，并寻找彻底解决领土问题和欧洲安全困境的路径。

目前，2023年10月以来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和外溢、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冲突愈演愈烈的风暴潮似乎已经过去。但鉴于加沙重建困难重重，巴勒斯坦的领土和治权危机加剧，巴勒斯坦问题将重回新一轮的矛盾积累和僵持难解。中东政治在沉重的历史遗产中又加载了一批沉重的矛盾积怨后负重前行，并在踉踉跄跄中进入了矛盾重新展开的新周期。

近日，伊朗核问题中俄伊北京会晤成功举行，会后三国发布联合声明，倡导以平等、公正、和平的方式解决伊核问题。声明反映了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被制裁国的心声，对美产生舆论压力。同时，声明对阻止美国在该协议到期后通过制造舆论，联合一些国家启动对伊朗制裁有一定预防作用。最后，声明还有利于缓解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矛盾，促进伊核问题“降温”。目前，由于美伊双方均有谈判意愿，未来，两国可能重启伊核谈判，伊朗将在“斗而不破”的前提下谋求制裁的有限放宽。

当前，以美国的立场转变和居中协调为牵引，俄美乌欧正在围绕如何结束冲突进行多议程加速互动，但各方的短期诉求、长期目标、谈判重点、手中筹码和实际能力迥然不同，历史信任又严重缺失，和平与“交易”，都远非美国一厢情愿可以速成。

俄乌冲突打破了欧洲的和平幻觉，美国对盟友政策的转变颠覆了欧洲国家搭了几十年的安全便车，共同推动北约的欧洲成员从危机管控模式转型为集体防御模式。这将让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安全政策更加平衡。因此，北约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将有可能从美国单中心模式转型为美欧双中心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