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国际军控形势未来会呈现更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战略攻防技术能力的关注会变得和对核武器数量的关注同等重要；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的行为规范和管控规制会成为新的热点；地区核扩散问题需要有关国家更多地采取合作姿态而不是对抗，关键是上述行为无不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对话、沟通，而当下美国挑起的大国竞争带来的是信任的缺失、对抗的加剧。所以在期盼2022年国际军控态势能够回暖向好之际，也期待中国智慧能够在新一年的国际军控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首2021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持续延宕，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挑战增多，中国担当凸显。展望2022年，“后疫情时代”有望拉开序幕，疫后发展竞争激烈，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中国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以下十大趋势值得关注。

2021年的非洲形势主要呈现四个突出问题：经济复苏艰难；政治动荡回潮；恐怖主义活动加剧；大国经略非洲。

2021年，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控局能力持续削弱，欧、俄及地区大国均欲填补真空。美国的中东传统盟友对其不信任感与离心倾向日益加剧，各方力量博弈与合作、组合与分化呈现新特征，中东新一轮的战略格局洗牌已在酝酿之中。在此背景下，阿联酋此番外交新动作，体现了它对国际格局与地区态势的新认知，并释放两个信号：一是迫切希望改善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二是希望自身在未来的中东地缘政治新局中发挥更具有建设性乃至引领性的作用。

面对百年巨变、世纪疫情肆虐和美国的战略收缩，2021年中东地区局势“变”、“乱”一面突出，呈现出变中有乱，乱中有治，治中有效，总体可控的局面。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地区各国政府外调政策，内抓抗疫和经济复苏。故地区局势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但鉴于地区矛盾积重难返，美国不会放弃中东，其政策一变，新的问题又会冒出来，因此中东将会因美举动而继续乱下去。

预计俄美视频会后，乌克兰危机会有两个重大变化，其一是“战争的危机”自然会降温，但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其二“诺曼底峰会”可能会出现变化。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总体看竞争大于合作，对抗多于对话。拜登上台以来，俄美双方都展示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但鉴于俄美结构性矛盾难解，未来双方建立“稳定、可预期的”关系难度很大。

除地区与全球治理合作外，中东“新四方”还包含了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地缘政治图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明确的议题，这些目标将难以实现。美国和印度若逆中东国家“向东看”的历史潮流而行，企图将“新四方”打造成具有排他性并针对第三方的“封闭小圈子”，那么“新四方”注定不会有前途。

显然，这次阿以关系缓和与之前大不相同，预示着中东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尽管同中东其他事情一样，目前的阿以关系缓和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毕竟中东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1979年埃以建交标志着阿以关系战争时代的结束，那么“亚伯拉罕协议”则标志着阿以关系政治、安全和经济全方位交往时代的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判断是有阶段性特征的，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发展定位，也与外部的国际环境变化相适应。目前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变化：外部环境局部有变，但不是全部。新科技革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机遇，此外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格局有望保持。新冠疫情对中国影响很大，但世界开放的大格局没有发生根本逆转。面对疫情冲击，各国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不能关起门来，世界需要维护开放与合作的大趋势。

中俄美欧互动关系是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整体论有助于弥补现有四方关系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