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核问题一天不处理好，美国就难以真正实现从中东抽身，难以全身心投身于与中俄的全球战略竞争中去。就这次的海上危机对伊朗发难，拜登政府不仅担心事态扩大，伊核谈判生变，还必须提防以色列借此生事，致使危机升级。保守派莱希的当选加深了美国和西方的焦虑，也带来多重不确定性。

近年来多边主义出现倒退，民粹主义有所抬头，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相对下降，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当前多边治理体系亟待完善，治理机构亟待改革，而这一切的基础是重建信任。可喜的是，多边主义在某些领域仍取得了进展，尤其是中美愿在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说明竞争对手也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拜登政府敦促日韩应该与美团结一致，“发挥联盟的优势”压倒中国。然而，日韩在对华政策上表现迥异的事实却非美国所愿。美日韩难以在对华政策上“发挥联盟的优势”有着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联盟关系上的不平等、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结构上的不对称、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激化了美日韩在对华政策中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次天津会谈显然解决不了中美如何管控竞争这一重大问题，但至少确立了管控竞争这一战略共识。在此意义上讲，天津会谈之后中美的各级别会谈有望在吵吵闹闹中陆续展开。

目前突尼斯的实际状况并不乐观，政治碎片化趋势明显，同时经济状况今不如昔，这与“茉莉花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直接相关。2011年中东剧变后，一些北非国家将打碎原有政体、转向分权政体视为头等大事，将“民主转型”作为纾解困境的制胜之道。但实际上这些国家治理模式“破旧立新”的过程并不成功，可以说“阿拉伯之春”只是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革命”。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改革者、补充者。下一步，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继续消化吸收世界上好的规则，同时，结合自己的情况，完善、强化、补充现有的国际规则。现在世界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这个阶段的全球化，资本、技术还是会流动，但会受到限制，贸易程度会降低，各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强化一些。所以说，全球化不会退回40多年前。而且从大历史看，经济逻辑最终还是会打败政治逻辑，所以这种有限全球化不会完全改变全球产业链格局。同时，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不会完全脱钩。由于中国在市场和技术上还有发展潜力，目前应利用内循环的机会，把国内规则统一起来。

从全球战略角度看，中东到底还有多重要，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争论的话题。但是中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确定结论。

当前伊核协议恢复的前景面临新形势。美国拜登政府有意兑现竞选承诺，修复盟友关系，防止中东局面失控，牵制中国与伊朗合作。伊朗也有缓解制裁压力、改善外部环境的需求。美伊达成妥协可能性较大，最终协议能否恢复，取决于伊朗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条件，和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制裁。

土耳其与欧洲虽然龃龉不断、问题层出不穷，但双方仍试图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不过，随着地缘政治矛盾和宗教话语冲突不断加深，土欧关系的前景依然黯淡，双方关系起伏波动的势头也将持续下去。

美国霸权的衰落正在进行，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恐惧和对中国的担心结合在一起，是美国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根本原因。这对中国的含义具有两重性：首先，我们不能低估这种战略调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和威胁。其次，美国霸权衰落，对我们意味着某种机遇：其一，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会发生深刻变化。其二是全球经济的重新组合。其三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甚至会发生动摇。其四是技术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等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