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印太战略”正从单边区域军事安全战略升级为宽领域盟伴合作战略。其中，针对中国的“一体化威慑”概念已经落地。但“印太战略”中的“印太经济框架”不可能将中国从区域供应链中剥离。把“印太战略”放到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观察，可以看出其缘起和演进有着更长的历史纵深。因此，把一种长期战略构想付诸现实，往往需要以十年甚至数十年为基本时间单位。当前设定的目标能否实现，眼下的有利态势能否长期维持，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美国与其核心盟友伙伴一道说了算的。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亲伊朗武装”成为冲突会否升级、外溢的最大变量。鉴于目前各方立场仍属克制，因此“亲伊武装”不大可能与美以全面开战。但未来双方仍存冲突升级的风险，所以，随着伊斯兰世界各国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日益谨慎，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将继续威慑以色列。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蜜月期”似乎已经结束，该技术的竞争时代已经开启。未来的竞争将主要发生在国家间、国家内部、人工智能算法与人类思维三个层面。上述竞争产生的问题难以通过人工智能业内自行解决，它们需要更有力的公共部门介入。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就显得尤为关键。

由于美国长期对太平洋岛国投入甚微，近年已失去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优势。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希望通过增加援助换取岛国保障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存在，“打拉结合”重塑地区领导力格局。但鉴于美国援助并未真正兑现，且明显加剧援助“泛安全化”，这与地区期待相差甚远。当前，域外各方竞相介入太平洋岛国地区，这有助于为地区发展带来更多资源，但若让援助沦为“意识形态划线”“筑墙设垒”的政治工具，则会严重干扰地区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态势。

这次会晤为恢复沟通渠道、扩大对话、管控风险，为缓和双边关系释放了积极信号。但还需看到，中美之间仍存分歧和矛盾，美国对华战略难以出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中美更应继续保持沟通、深化合作，发挥元首会晤的战略引领作用，延续元首会晤创造的良好势头。

土耳其外交“急转弯”归根结底，是其在“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复杂权衡。目前鉴于土耳其在巴以问题和土以关系上，都保留了必要的部署和“后路”。未来一段时期，他仍能一边扛起道义大旗，一边修建起更多利益管道。在“义”和“利”权衡之间，还留有充足的外交空间。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间结成了统一的经济、政治阵营，试图把控国际秩序话语权。然而，阵营终非铁板一块，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的演变，西方阵营间也难以避免产生罅隙。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加深了阵营内部的利益分歧，那么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可能彻底瓦解西方阵营的政治基础，并重构国际的话语权。

此次事件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言绝对是历史的分水岭，延绵百年的巴以问题将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色列的历史将被改写，国家安全机构、政治结构可能出现大的变化。此外，巴以关系必然会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新阶段的面目还难以辨认。同时，只要战争不失控，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就不会改变，阿以关系缓和的趋势也会延续，中东缓和潮也不会停滞。未来几个月，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黎巴嫩真主党会多大程度卷入战争，这将直接影响美以同伊朗的关系。本次冲突会导致美以与伊朗的关系受到冲击，但被彻底改写的可能不大。

巴以冲突虽在其周边和中东地区外溢，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东局势的紧张，但地区基本不会走向大规模冲突，更不会爆发第六次中东战争。同时，虽然中东地区阿拉伯、伊朗、土耳其三大力量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全面对抗。冲突外溢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不致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此外，西方因巴以冲突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在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痼疾的表现，这种溢出效应也不会对西方政治和社会产生根本性、颠覆性的影响。

美国推动与“两国方案”背道而驰的“亚伯拉罕进程”，偷换中东和平概念，旨在构建中东“伪和平”，妄图重起中东地缘政治对抗。本轮巴以冲突规模与烈度空前，严重破坏“和解潮”促成的地区和平氛围。但“和解潮”由中东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渴望驱动，非巴以冲突所能阻断，该潮流还有望在外部和平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向纵深发展。本轮巴以冲突也证明，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地区难以持久和平。只有妥善解决该问题，地区才能迎来真正大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