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巴人倍感失落绝望。在美以加紧推动沙以和解的关键节点，哈马斯对以奇袭，一举撕裂中东百年“伤疤”，将巴勒斯坦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牵动地区和国际关系敏感神经。事实证明，巴勒斯坦问题仍是对地区局势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局性问题，是决定中东稳定、安全与和平的根源性问题，也是阿以全面和解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西兰大选，在野党胜出。大选期间，在野党曾表示，如果获胜，将寻求同中国合作。而且长期以来，新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多项议题上拒绝盲从美西方战略指挥。因此有理由期待新一届新西兰政府能够发挥政治智慧，做出理性判断、顶住外部压力，排除内部杂音与干扰，继续奉行务实合作的对华政策。相信中新双方将能继续努力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谱写两国关系新篇章。

“两国方案”是巴以人民付出鲜血与生命、国际社会苦苦求索后得出的唯一可行的中东和平方案。这次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两国方案”没有得到遵守和落实，冲突双方均为不同版本“一国方案”的支持者，其实质是不承认另一方的生存权，其结果必然使巴以冲突如溃疡般间歇发作。巴以暴力循环的惨烈后果足以唤醒有关各方的良知与智识，进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尽快重回“两国方案”的正途，早日得到妥善解决。

表面看，当前，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国家面临着社会转型困境，接连发生的政变，既是非洲多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综合矛盾的集中表现，也反映出非洲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挣扎自救。但深层次而言，近年来非洲国家政权更迭的发起者多是军人，西方国家成了发起政变者的斗争对象之一，一些国家的政变军人喊出了反对西方干涉、追求主权独立的口号。

纵观近年两国高层交流和双边合作情况，俄土关系向好的总基调没有改变，各领域双边合作保持有序发展。但因乌克兰危机延宕、土耳其内外承压增强，相较一年前，土对外立场发生一定调整，对西方展现退让姿态和利益置换是不争事实，近半年来俄土关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微妙变化。埃尔多安介入事关俄土的地区事务的姿态还将持续，但调停冲突的实际影响力将有限。

尽管此次冲突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和破碎的以色列政治信心，将成为巴以问题新的伤痕。但此次冲突，很可能如50年前第四次中东战争那样，推动以色列国内舆论的反思，促使以色列社会重新反思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也可能给巴以和平带来新的契机。

在地缘政治回归的阴影下，G20新德里峰会避开了乌克兰危机这一最大的政治难题，重新集中在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债务等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实现了G20机制在非洲的扩员，大大提高了“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可以预期，2024年巴西、2025年南非在主办G20峰会期间，将会延续这种势头，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拜登执政以来强调改革安理会，主要是因为当下打破安理会现状对美国有利，对美国霸权有利。所以，拜登推动安理会改革更多是一种姿态表达，因为美国自己也知道安理会扩员短期内不可能实现。但美国这种改革姿态也会给中俄施加压力，借俄乌冲突强化盟邦体系和印太伙伴关系网络。也正是出于这种地缘政治博弈的升级，安理会改革或扩员也更难付诸实施。

近年来，应对“中国挑战”成为美国推动北约亚太转向的主线，北约逐步将中国塑造为对地区乃至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挑战”，或将推动盟友在数字、太空、技术标准等特定领域形成对华竞争共识，给地区国家带来更大的选边压力，影响亚太和平稳定。但北约亚太转向旨在服务美国全球战略，应对大国竞争，这决定了其可行性、可持续性将受到多方面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