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显性的地区武装冲突不断扩大蔓延外,此次加沙战事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引发的隐性冲突也在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短期看,只要加沙战事不结束,本轮冲突的外溢就不会停止,甚至还可能继续扩大蔓延。长远看,巴以冲突的联动性、外溢性能否得到彻底解决,与国际正义能否得到声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能否建立紧密相关,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本质上是国际正义维护与国际秩序合法性问题。 |
本轮巴以冲突虽以加沙地带作为主战场,但其在爆发后迅速产生的外溢在整个中东地区呈现“多点开花”的景象,甚至在距离中东遥远的美国、英国、乌克兰、巴西、南非等地也可感受到强烈的冲击余波。除显性的地区武装冲突不断扩大蔓延外,此次加沙战事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引发的隐性冲突也在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 地区外溢:“多点开花”与阵营对抗 2023年10月7日,在哈马斯突然向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袭击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起针对加沙地带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铁剑”,此后加沙战事很快就开始向“中心—外围”的冲突模式发展。以加沙地带为中心战场,中东地区同时出现了五条“战线”:即约旦河西岸、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红海。这五条战线本质上属于外围战,旨在策应哈马斯,分散以色列的精力和资源。 在约旦河西岸方向主要是以色列军警、犹太人定居点极端分子与巴勒斯坦各武装组织派别、巴勒斯坦民众之间的流血冲突。由于加沙冲突规模大、烈度高,导致约旦河西岸的冲突不太为外人关注。实际上,近年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冲突规模与频率也在不断上升,此次加沙战事导致该地的对抗进一步升级,外界普遍担心西岸的局势也将失控。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统计,截至2024年3月,本轮冲突导致至少427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遇难。 在黎巴嫩方向主要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该战线冲突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北部的黎以边境地带,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以色列南部城市偶尔也会成为被袭击目标。由于真主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不仅人数众多,还拥有强劲的军事实力,其中包括数量庞大的弹道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等,实力远超哈马斯。因此,外界普遍担心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会爆发大规模战争。本轮加沙冲突爆发后,为阻止真主党参战,以色列被迫在北部投入重兵,避免开辟第二战场;美国还专门派遣航母战斗群驻扎东地中海。黎巴嫩战线是除加沙地带之外冲突最激烈的区域,黎以边境地区几乎每日都发生炮击事件。据统计,自2023年10月8日至今,该战线冲突已造成黎方200多人死亡,900多人受伤,近十万居民流离失所;以方则有十数人死亡,近六万居民被迫从北部撤离。 在也门—红海方向则主要是也门胡塞武装与美英之间的激烈对抗。这一战线的显著特点是美英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代以色列出面军事打击胡塞武装。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之初,胡塞武装主要针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实施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打击,但由于双方相距较远,这些袭击未能取得明显效果。自2023年11月中旬开始,胡塞武装转而攻击在红海航行的“与以色列相关”船只,并由此引发红海危机。对此,2023年12月,美国发起“繁荣卫士”护航行动,但响应者寥寥。2024年1月12日,美英又开始联手对胡塞武装展开空袭,不过迄今仍未能阻止胡塞武装的行动。据统计,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对途径红海船只发动袭击超过60次。为躲避袭击,数百艘过往商船被迫绕道非洲好望角前往欧洲和地中海。红海危机不仅引发全球海上航运危机,危及全球供应链安全,还升级为红海安全危机。胡塞武装称,只有以色列停火,它才会停止袭击。这条战线虽未给以色列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却给美国造成了不小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在加沙,美国通过援助物资间接卷入战事;而在也门,美国则通过军事行动直接卷入冲突。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则主要是被认为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对美军驻伊拉克、叙利亚军事基地频繁发动袭击,与美以的回击。截至2024年2月,伊拉克民兵武装为报复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袭击伊叙境内美军基地超150次,美国则回以一系列空袭报复。这些袭击大多属于袭扰性质,虽未给美军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但依然对其构成不小压力。此外,美国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回击还进一步激化了伊拉克国内矛盾与反美情绪,从总理、国民议会代理议长到各民兵武装组织等各方,强烈要求美军撤离本国领土。与其他战线相较,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烈度较低,各方均保持了克制,以免事态扩大。 总体来看,这五条战线的地理分布虽较为分散,但具有三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阵营性对抗。这些冲突虽多点发生,但主线清晰,主要呈现为美国—以色列与被认为由伊朗领导的地区“抵抗阵营”之间的对抗;二是非国家行为体属性。截至目前,与以色列、美国发生冲突的主要是地区非政府武装组织,没有主权国家直接参与其中;三是具有联动性。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发生的冲突与加沙战事关联紧密,呈现多点联动、相互呼应的态势。 然而事实上,本轮加沙冲突的地区外溢并不局限于上述五条战线。除显性的武装冲突外,还有隐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层面外溢。政治上,加沙战事推动中东地区主要矛盾转换,地缘政治关系急剧生变,近些年出现的地区“缓和潮”受阻;经济上,加沙战事使以色列、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经济遭受重创。例如,冲突使黎巴嫩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受红海危机影响,埃及苏伊士运河收入自2024年1月至今减少了50%,2024年1月该运河船只通过数量减少30%。 全球外溢:国际秩序之变 本轮加沙冲突的外溢还蔓延到了中东以外的地区。首先,冲突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全球声誉产生“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给当地造成巨大人道主义灾难,截至2024年3月19日,加沙战事已造成巴勒斯坦超3.17万人死亡,7.37万人受伤。这加剧了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孤立,全球反以、排犹主义再次泛起。而美国一方面不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弹药、给加沙冲突火上浇油,另一方面又希望冲突尽快停止、避免战事蔓延扩大的矛盾政策,也让其所谓维护“人权”“民主”的虚伪面具被彻底撕下,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被彻底暴露。 此次加沙战事还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政策造成巨大冲击。突如其来的战事严重干扰了拜登政府集中精力开展大国竞争的战略盘算,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印太”地区、东欧是其战略优先区域,中东则属于重要区域,但加沙冲突使美国不得不将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类资源紧急投向中东。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推动地区一体化的两大政策目标均已失败,其企图重塑中东秩序,推动中东国家偏离“中国轨道”的战略图谋也难以为继。值得一提的是,外界普遍认为,本轮加沙冲突很可能使拜登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遭遇“滑铁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纵容,使阿拉伯—穆斯林裔选民、青年一代和民主党左翼对拜登政府极其不满。 其次,本轮冲突还外溢至欧洲,直接影响着自2022年2月以来持续至今的乌克兰危机走向。此次加沙冲突的忽然爆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还限制了其对乌克兰的资金与武器支持。例如,加沙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一度中断,美国国会对援助以色列的热情也远高于乌克兰,令后者十分担心俄罗斯正成为加沙战事的受益者。 最后,此次冲突也在国际社会层面造成巨大地缘政治分歧,引发了有关国际正义、人道主义、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激烈讨论与较量。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场合,围绕加沙冲突,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与美国—以色列展开了激烈斗争。以色列拒不履行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持续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投反对票,招致伊斯兰世界和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强烈谴责批评。2023年11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同年12月南非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集体声讨以色列等事件,不仅显示出“全球南方”国家对和平正义的强烈诉求,还凸显了国际权力结构变化。 冲突不息,外溢不止? 巴以问题不仅是中东地区一系列错综复杂问题的核心,也是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本轮加沙冲突的持续外溢有其逻辑性。从根本上看,巴勒斯坦事业所具有的正义性,是巴以冲突必然引发连锁反应的底层逻辑。巴勒斯坦民族权益长期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独立建国的夙愿也长期无法实现,是巴以冲突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从表层看,本轮加沙冲突的不断外溢,也与当前国际和地区的复杂矛盾有着紧密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决定了巴以问题因其难解。一是美国以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为核心利益,长期偏袒以色列。二是美国将巴以问题与维护其中东霸权相联系,为巴以冲突引入了更多外部矛盾。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一边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亚伯拉罕进程”下实现关系正常化,一边却加速构建地区“反伊朗联盟”。这一政策具有内在冲突,必然招致伊朗及其盟友的反制。三是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考量,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从中东战略收缩,不愿推动巴以和平,导致巴以问题日益边缘化。 短期看,只要加沙战事不结束,本轮冲突的外溢就不会停止,甚至还可能继续扩大蔓延。一旦加沙战事迎来停火,以色列的下一步动向就值得密切观察,其是否会对真主党开战、是否会与伊朗爆发直接军事冲突最为引人注目。长远看,巴以冲突的联动性、外溢性能否得到彻底解决,与国际正义能否得到声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能否建立紧密相关,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本质上是国际正义维护与国际秩序合法性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