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东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出现严峻复杂的局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其持续时间长、烈度高、破坏大，同时冲突参与主体复杂、新技术运用广泛。最终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时冲突外溢导致中东地区安全陷入困境，不仅冲击中东国家的内政稳定，还促使域外大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影响力竞争趋于白热化。新一轮巴以冲突表明，巴以问题仍是中东和平与稳定的核心。本轮冲突将加速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调整和重塑，域外大国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加、对安全影响力的竞争加剧，域内国家之间通过不断分化组合来实现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但维持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仍是大势所趋。

当前，美西方国家主导的产供链转移以所谓“去风险”和“去中国化”为目标，使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走向分裂，同时迫使中小国家“选边站”。但美国要实现将中国排斥在其主导的产供链之外的企图也并非易事，中国凭借深厚经贸基础与区域影响力，仍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面对复杂形势，中国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通过合作与沟通维护地区稳定，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地区产供应链重构。

回顾以往五轮谈判，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一，尤其是冲突双方都希望通过停火谈判来“算总账”，双方对“停火”的理解与要求相差甚远，导致真正的停火始终难以出现。另外，作为本轮巴以冲突的主要调停力量，美国、埃及、卡塔尔在数次停火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三方对以哈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各有所难。由此可见，鉴于当前主要调解方与冲突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即使以哈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加沙地带也难实现永久和平。

拜登政府推动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并借乌克兰危机促使北约与“亚太四国”升级安全合作，加速北约东进亚太。此举旨在增强美国竞争优势，应对“中国挑战”。目前，北约亚太化在机制化、多样化、信息化等方向有所进展，但其影响负面。它加剧了全球“新冷战”担忧，引发亚太国家不满，不仅会抬升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还可能打破亚太延续几十年的和平稳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拖累甚至阻碍亚太经济发展。

纵观北约发展历程，其存续与转型受国际格局深刻影响。冷战后，北约虽面临“脑死亡”危机，但地缘冲突使其重新成为欧洲安全支柱。未来，北约发展走向将受地缘紧张局势、跨大西洋关系、美国主导及欧洲战略自主等多重因素影响。未来欧洲是否能、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导自身的安全事务，核心在于以防务自主为核心的战略自主的进展。长期看，由于美欧围绕“控制和反控制”“单极和多极”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未根本消泯。随着欧洲对自身“硬实力”重视程度和投入的增长，其实现战略自主的底气和资本也会有所增强。

北约华盛顿峰会即将召开，尽管面临内忧外患，北约依然试图通过“亚太转向”遏制中国，但进展受阻。当前，和平与发展仍是全球的主基调，北约要找到并维系一个所有成员共同的“假想敌”实非易事。对北约这一庞然大物而言，“肥胖”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正在显现，而无节制扩员、战略触角外延，会让成员利益诉求进一步分散，造成管理运行成本上升，最终只会加剧顾此失彼的联盟困境。

近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计划与北约加强在网络安全、新兴技术及虚假信息应对等领域的合作，并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达成一致，新建磋商机制。日本等四国现在要与北约强化在网络安全等新兴安全领域的合作，体现出北约与亚太关系一些值得警惕的新动向，这表现为北约在地理空间上的横向扩张及安全领域的纵向扩张趋势。信息化时代，信息成为关键资源，塑造安全格局。有关国家在北约峰会前释放的信号，揭示出以北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军事组织在信息化时代的转型动向。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亚太安全实践的历史证明，在中亚、朝鲜半岛、台海和南海这四个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的缓和与解决离不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会催生安全；一旦偏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会出现动荡不安。地区可持续安全的未来，将继续需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支撑。

目前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中东地区强国正填补权力真空，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竞合中不断调试彼此间关系，形成新的“队列图谱”。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凝聚力愈发增强。尽管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地区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地区热点有进一步外溢和扩散的风险，但地区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今后战略依附还是战略自主、主战还是主和，都是考验中东地区强国的现实问题。

这次选举标志着欧洲政治“极右化”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趋势。从短期来看，“极右化”会冲击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长期来看，这可能对整个欧洲内外政策造成影响，主要是制度层面、政治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影响，局部政治动荡难以避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欧洲议会及整个欧洲“极右化”趋势的强化，将会给欧盟和欧洲各国的内外政策带来长远且深刻的影响，会改变目前欧洲的内外政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