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方安全对话”为代表的美国亚太小多边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实施障碍，这也是由其机制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小多边主义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天然的缺陷，其灵活性无法保证合作的持续进行，其封闭性也可能会限制成员国拓展合作的内容和渠道。另一方面的局限性则是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包括各个成员国战略目标、重点不一致，文化和价值观存在差异，以及与地区性组织存在竞争等问题。因此，以灵活性著称的小多边主义，是否足以在不久的将来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联盟网络，并成为该地区主要的安全组织模式，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

自主、发展、和解是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演变的新特征，中东正迎来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推动全面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然而，中东地区经济上结构性问题突出，安全上多重风险叠加，外部势力干预频仍，其发展进程仍面临长期性挑战。展望未来，以中东“和解潮”为契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和发展困境，以便塑造一个持久繁荣、共同发展、和平稳定的“新中东”。

自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持以来，巴以关系长期锁定在和平进程僵持与局部冲突频发相交织的模式下，但此次巴以冲突在爆发方式、伤亡规模、危机程度等方面均打破以往模式，并使国际社会在如何促使巴以双方停止暴力、结束冲突、重启和平进程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未来，只有直接或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尤其是巴以双方，真正诉诸文明与文化的反思，真正摒弃孕育冲突和暴力的偏见，实现精神解放与真正和解，巴以冲突的悲剧才能真正落幕。国际社会也应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推动巴以双方早日恢复和谈，寻求持久和平之道。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作为中东的主要力量，相关立场备受瞩目。历史上，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与该问题有着复杂纠葛，这从两方与以色列关系的剧烈变动可见一斑。现实中，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都不希望当前冲突无限扩大，但背后考虑和采取的措施却有明显不同。

近期的中美互动表明，中美两国的接触和积极互动仍然大有希望。在排除政治干扰下，两国关系仍然有很强的韧性和复原能力。虽然中美两国这几年经历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但双方并未让双边关系随波逐流，而是尽力在寻找和尝试有助于关系长期稳定的新互动模式。这种建设性的共同意愿已经让双方找到了一些公约数和确定性，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一些积极希望。

当前国际局势正处在新的动荡变革期，形势前所未有地复杂严峻。尽管如此，这并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向往合作、安全与和平的强烈愿望。近期中美高层密切的对话、沟通进程充分说明，即便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出现结构性变化，但美方不可能忽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期望，更不可能忽视中方所强调的大国责任与大国担当。中国已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必将延续，推动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中国力量仍将壮大。

“全球南方”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最热门概念之一，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实力南方”和“贫穷南方”，提醒国际社会除了“南北鸿沟”之外，还需关注“南南鸿沟”问题。目前，一些发展中大国因在俄乌冲突中相对中立的立场，成为美西方拉拢的对象。同时，隐身于“实力南方”背后的“贫穷南方”更像是“沉默的大多数”。美西方如果真正关心“全球南方”的发展，需将更大精力投向“贫穷南方”。让落后者也能跟上队伍，让世界更加公平公正合理，这才是西方国家关注甚至重视“全球南方”的应有之义。

冷战结束以来，巴西一直谋求在地区事务之中发挥领导作用，以本国与阿根廷特殊关系为基础，形成以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为主要内容的“同心圆”地区外交结构。但是，受制于政治经济实力的不足，巴西难以持续稳定地对地区事务发挥领导作用。卢拉在2023年再度担任巴西总统，力图重振地区合作，但前景不容乐观。

近年来，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巴人倍感失落绝望。在美以加紧推动沙以和解的关键节点，哈马斯对以奇袭，一举撕裂中东百年“伤疤”，将巴勒斯坦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牵动地区和国际关系敏感神经。事实证明，巴勒斯坦问题仍是对地区局势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局性问题，是决定中东稳定、安全与和平的根源性问题，也是阿以全面和解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西兰大选，在野党胜出。大选期间，在野党曾表示，如果获胜，将寻求同中国合作。而且长期以来，新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多项议题上拒绝盲从美西方战略指挥。因此有理由期待新一届新西兰政府能够发挥政治智慧，做出理性判断、顶住外部压力，排除内部杂音与干扰，继续奉行务实合作的对华政策。相信中新双方将能继续努力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谱写两国关系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