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东局势令人担忧，充满危险、武装冲突频发，政治和安全气氛紧张。特朗普上任以来在中东问题上的言论和立场加重了中东不稳定的局势，而他关于“转移”巴勒斯坦人的惊人想法和挑衅言论，又火上浇油地把本来就一地鸡毛的中东局势推入新的不确定、怀疑和混乱的热火上。

从达沃斯论坛、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到慕尼黑安全会议，三场在欧洲大陆召开的多边会议分别聚焦经济、技术、安全等三大议题，折射当下国际形势合作与竞争并存、复杂且多元的基本特征。面对复杂的世界，各国唯有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合作，才可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

美俄元首近日通电话，预示着美俄战略关系出现缓和，可能重回竞争与合作共存的传统大国关系态势。同时，这也预示着冷战后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转变，从自由主义回归现实主义。此外，美俄也确定了俄乌和谈的基本路线和原则。虽然此次通话有积极的一面，有助于降低全球战略对抗的风险，但完全回归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也是危险的。因此，解决俄乌冲突还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只有建立起公平、民主和有序竞争的国际秩序，才能打造民主、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

巴以和平曙光初现，但还需要穿透更多迷雾。国际社会应该朝着政治解决这个共识相向而行，致力于推动重启“两国方案”，在联合国主导和组织下，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同时，国际社会需加大斡旋努力，实现永久停火、持久和平。

展望特朗普二任的伊朗政策，美国在重启对伊朗“极限施压”政策的同时也不排除与伊接触甚至达成协议的可能。目前，双方均有达成新伊核协议的诉求，而且，中东形势变化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政策，使美对伊“极限施压”不具可持续性。再加上，历史表明，美国在不发动对伊战争的情况下，任何强制和渗透的手段都无法使伊屈服。因此，通过接触和谈判达成协议是美伊双方的惟一出路。

米莱与特朗普，可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政治理念的相似性将他们集结到了一起，鉴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战略需求，预计阿根廷和美国的政治互动或将较为密切，两国领导人可能继续通过CPAC加强互动，扩大右翼思潮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但鉴于两国内政的差异性又决定他们的对外政策仍将保持相当的独立性，甚至可能出现错位以及摩擦。两国的盟友关系能继续多久，值得关注。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因为美国不再寻求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与巴以和谈，而是将重点放在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上。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拜登政府的政策在本质上体现了其维系中东霸权的诉求和权力资源有限的矛盾困境。展望特朗普二任的巴以政策，他无疑将继续执行偏袒以色列的巴以政策，并有可能根据中东形势的新变化继续推进“世纪协议”，在此过程中他将面临严峻挑战。

无论是欧洲的“全球治理”还是美国的“治理全球”，都是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西方叙事，它们不符合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客观事实，更无法满足全球南方国家改变国际制度性权力分配失衡局面的诉求。在西方全球治理观凸显不足和弊端的同时，金砖国家提出的“共商共治共享，实现全球再平衡”的新全球治理观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中东形势剧烈变动与美国战略收缩之间存在巨大张力。拜登执政时期，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成为掣肘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沉重负担，使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和避免冲突升级之间陷入了困境，同时也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领导力。因此，在当前中东形势剧变的情况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也仍将面临战略收缩与维系美国领导权的巨大压力。

全球正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时代，国际局势变乱交织、起伏动荡。特别是随着“特朗普2.0”时代开启，美国利益中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或对全球治理带来重创。此外，俄乌、巴以等地区冲突延宕，并存在扩大和外溢风险。对此，中国提出“同球共济”、共克时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全球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