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关系开始向新的历史轨道转向，恶化的趋势得到了遏止。其次，中韩合作正在创造未来。第三，日本一直希望借助美国的战略来实现修宪强兵。最后，处于核心位置的朝鲜并不愿坐等变局，而是打算积极为自己创造更好条件。

朝核问题带给中国的困扰大大超过美国，因此突破“六方会谈”框架，或许能使相关问题的解决更具有效率和灵活性。首先，切实考虑朝鲜的安全关切。其次，明确为朝鲜安全提供保护包括核保护。再次，中国应呼吁各方考虑妥协。最后，需要向朝鲜重申，核武器使朝鲜背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失去了国际资源和国际社会的同情。中国在现阶段稳定与朝鲜的关系与加强同韩国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中朝关系依然是一种带有历史继承性和预防未来不确定性的相对特殊关系。当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竭力将朝鲜人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并试图将金正恩推上国际刑事法庭，对此中国外交部强烈批评了这种做法，这是中国对当前中朝关系的认知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金正恩寄望俄罗斯成为“替代中国”的战略选择，藉此打破西方对朝经济封锁并消除对华依赖。朝鲜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或能成为金正恩政权的一根救命稻草。但中国现在是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俄绝不会因朝鲜而惹恼中国，俄朝不会再次结盟，更不会重回“斯大林时代”。病急乱投医，不是治本之策，半岛无核化才是金正恩的正途。中、俄、朝三方互动将进入一个敏感而微妙的时期。中国不仅应防止朝鲜成为俄罗斯博弈中国的支点，且还应防止朝鲜成为美俄制华的又一张王牌。

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更多的沟通与联系，建立互信，让亚洲能够成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但在目前的格局下，中国的亚洲战略反倒会引起美国、日本乃是韩国的猜疑，勾起了历史记忆。在任何秩序中，安全都是最基本和最迫切的诉求，东亚目前的军事格局出现了阵营化的苗头，有可能激活冷战的因子。幸好在政府之外，市场与社会提供了外交的新管道，东亚地区的繁荣依赖于开放的市场体系，这也是东亚成为世界权力新中心的根源。无论市场还是社会都要求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为了亚洲大市场，各国需要接受小政府主义的理念，让市场与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以此来平衡国家外交的战略博弈色彩。

2015年，可能会成为日本首相安倍下台的一年，预计下一任的首相将会从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祯一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石破茂之间产生。而日本政坛也将在进入选举模式的同时，暗暗开启“次任政权”的新篇章。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可能是地区合作最为落后的地理区域之一。权力、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以及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观念冲突，使得东北亚诸国在不同议题上结成不同的国家合作或议题合作区块，从而形成一种多重碎片化的格局。

一个国家的核威慑力取决于其使用核武器的可信度，朝鲜的行为模式已经告诉世人，若拥有核武器，很可能会投入使用，这种可信度随着朝鲜核弹的武器化而变成了切实的威胁。信任是半岛的稀缺产品，也是半岛局势堪忧的根源，没有信任意味着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就会自我救赎，就会军备竞赛。而且不仅朝鲜与各大国之间没有信任，更多的是核威慑，各大国之间也缺少信任，甚至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也没有共识和定力，被朝鲜逐一攻破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最后，这个地缘的破碎带上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依然是强势的规范和观念，这是巨大的秩序反差。凡此种种，半岛局势处于变局之中，急于打破僵局并不一定是好事，朝核问题积弊已久，在一两年内获得重大突破只是个理想，而没有定力的破局只能破坏目前以制裁促使朝核转机的局面。

日本的国家战略从东亚共同体向TPP转移的过程，也伴随着中日关系外部环境的恶化，此前，提到中日关系往往会形容为“政冷经热”，但现在用“政冻经冷”来形容中日关系会更贴切。人们往往会将中日关系恶化归根为安倍晋三的右倾化路线，但从日本从东亚共同体向TPP的转变过程，可以明显的看到中日经贸寒潮的背后是日本亚洲战略变化的必然结果。

中日乃至中日韩关系正常化符合区域利益，中日领导日实现会晤也让人期待。但是安倍凭借机会主义姿态很难获得中国谅解，安倍仅有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还不行，更要在中日间的核心冲突上有所表示，即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现实矛盾不破解，中日关系难解套。

安倍穿梭五大洲，对47个国家进行“飞行外交”，外表只是要实现其“俯瞰地球仪外交”目标，实际则是要以此抬高身价，巩固日美盟友关系之余，也能助日本对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先是解除历史紧箍咒的枷锁，后便是让日本提早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既然急于要求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说明它原本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其来龙去脉，大家心知肚明，单靠“飞行外交”是解不开谜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