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核危机已经成为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棋子。朝核试验，美国示威、制裁和谴责，无非是表象，利用朝核指责中国、威服韩国和日本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就此而言，美国式示威，只是做做样子，但美国调戏朝鲜的游戏一旦玩得太大，也有可能让朝鲜铤而走险，从而陷东北亚于危险境地。更要者，美国借力朝核危机，亦可增加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机会，从而加剧中美中韩之间的信任赤字。美国式示威，于解决朝核危机无益，反而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危险系数。

朝鲜的孤注一掷让中国很难堪，但也缓解了中国的外交压力。从朝鲜根本不向中国通报就氢爆的现实看，中国可以向国际社会佐证，自己的确对朝影响力有限。虽然中国对朝有割舍不了的意识形态情感和地缘战略诉求，但朝鲜已经慢慢变成中国的负资产。中韩关系的战略深化和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新领导人的冷漠，已经证明了一切。因而，将朝核危机归咎于中国的迁就，对中国不公平。真要追究朝核危机的责任，美国反而脱不了干系。相比小布什政府奥巴马关注的是伊核而非朝核－－这让朝鲜很有挫折感。从某种意义言，朝鲜核试验与其说是夸耀国威，还不如说是向美国刷存在感。所以，朝鲜核危机，根子在美国。

随着中韩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特别是2016年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及降税后，两国经贸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一、两年后，韩国将成为中国第二大经贸合作伙伴国。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多、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第一次实施降税。2016年1月1日实施第二次降税。经过最长20年过渡期后，韩国对92%税目的中国原产货物实现零关税；中国将对91%税目的韩国原产货物实现零关税。中韩经贸合作和两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时期。

尽管在2015年中日韩三边关系已经明显好转。但我们也深知，中日韩三边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三国，而域外大国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影响就极其明显。同时，日本也对美国的用意心领神会，而忽略了自身在地区更紧密合作中可能获得更大利益、带来更多实惠的前景，抱着一种宁愿自己受损失、也不愿意因为紧密合作让你获得利益的心态来应对三国的地区合作。当然，日本自身有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我们担心日本的高标准可能仅仅是虚晃一枪，作为延宕签署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借口，而实质上日本是不是愿意签署三国自由贸易区协定，还需要日本从内心深处改变心态，即要当一个地区建设和发展真心实意的推动者，而不是作为域外大国的代理人，怀着准备看地区国家出笑话的心态，冷眼旁观地区的合作事务。

对朝鲜来说，“核”与“经济”是二位一体，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国际上却有人误认为二者是可以分开的两件事，他们主观地认为，“核”是不好的，“经济”是好的，可以通过助朝发展经济“抑制”其核。朝鲜乐见此误解的存在。因为这种误解是其顺利实施“并举方针”，实现其核战略第二阶段目标的最好助力。2015年朝鲜贯彻“并举方针”，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效果明显，其体现就是过去一年这里的局势平静缓和。这种局面有利于朝鲜实现其战略目标。可以推断，在即将开始的2016年朝鲜会继续坚持之，未来一年这里的局势在整体上仍将是平静和缓和的。但这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影响如何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客和官员解释政府政策以及为之辩护的能力。安倍晋三首相领导的政府通常要么似乎认为没有必要解释，要么根本不在乎外国的反应。近来日本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作出了敌意的反应，这让西方人觉得歇斯底里，这么做会损害而不是加强日本的国际声誉。在这一“事件”中被杀的真实人数可能永远不为人知，但西方历史学家对于在中国犯下战争罪的日本皇军的人数并没有疑问，日本否认这一事实的企图将损害其形象和削弱其软实力。

东北亚三国领导人会晤，实现了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正常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国关系从此一片坦途，还会遭遇艰难险阻。最要者，是三国之间的历史恩仇难以彻底化解，关键是日本的态度问题；还有就是东北亚三国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日韩同盟决定着日韩两国在美国制华战略上的倾向性。三国领导人会议“不能为了见面而见面”，三国实现领导人会晤是形式，关键是实现三国关系的再平衡。

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最大的麻烦并不是南海岛礁主权的声索国，而是美日两个域外国家。美日的“醉翁之意”也不在南海，而是企图遏阻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战术上应重视南海，立足南海，但在战略思维上必须跳出南海，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中韩双方绝大多数民众都信任对方，中韩战略走近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需求，实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南海问题上韩国是能够顶住美国压力的。随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周边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应该成为外交重点，中国应该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朝鲜半岛或许是解开东北亚问题乃至南海问题的钥匙。

东北亚“外交革命”的因素正在慢慢消失，地区格局正在复归。然而，各国的身份与诉求已然发生巨变：拥核的朝鲜、拥有战争权的日本，以及正在构建“大国外交”的中国，这些新的因素和变量需要一种新的框架来重新框定。不断强化的经贸联系、人文交流是地区安全的“底线”，而大国之间的彼此博弈与试探也在走向一种新的均衡，但是更需要一种机制性的沟通渠道来管控危机、推进合作，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是不错的平台。但如果它只是附着于大国博弈之上的工具的话，就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中日韩领导人不能因为彼此出现纷争就不见面了，而是应该达成一种共识，让领导人会晤变成一种强固的制度，唯有如此，东北亚才可能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