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最大的麻烦并不是南海岛礁主权的声索国，而是美日两个域外国家。美日的“醉翁之意”也不在南海，而是企图遏阻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战术上应重视南海，立足南海，但在战略思维上必须跳出南海，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中韩双方绝大多数民众都信任对方，中韩战略走近既有历史基础，又有现实需求，实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南海问题上韩国是能够顶住美国压力的。随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周边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应该成为外交重点，中国应该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朝鲜半岛或许是解开东北亚问题乃至南海问题的钥匙。

东北亚“外交革命”的因素正在慢慢消失，地区格局正在复归。然而，各国的身份与诉求已然发生巨变：拥核的朝鲜、拥有战争权的日本，以及正在构建“大国外交”的中国，这些新的因素和变量需要一种新的框架来重新框定。不断强化的经贸联系、人文交流是地区安全的“底线”，而大国之间的彼此博弈与试探也在走向一种新的均衡，但是更需要一种机制性的沟通渠道来管控危机、推进合作，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是不错的平台。但如果它只是附着于大国博弈之上的工具的话，就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中日韩领导人不能因为彼此出现纷争就不见面了，而是应该达成一种共识，让领导人会晤变成一种强固的制度，唯有如此，东北亚才可能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安全。

尽管朝鲜在打平衡牌，但不可能远离中国。而中国不仅没有冷冻双边关系，让双边关系在低位徘徊，还在通过积极的接触政策来寻求对朝鲜行为取向的塑造。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家间关系可以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出现亲疏有别的状态，但如果将这种温差上升到国家间整体关系层面则有失客观。中朝关系就是如此。尽管目前的中韩关系很热络，但大部分精力恐怕还是放在经贸合作领域。因此，外界对于中韩关系的无限拔高仍需要经过仔细的核查。中韩关系的热络仍然呈现出不同领域不同温差的不平衡发展态势。

“克里姆林宫学”看似一门“学问”，其“破译术”像“押宝”一样，也有“猜对”的时候。对于分析像朝鲜一类公开信息不多的国家有些帮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难逃从所谓“科学分析”跌入“占星卜算”的“死循环”。朝鲜的发展自有其历史脉络和深层逻辑，也是朝鲜人民的自主选择。外界应少些“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多些对朝鲜问题的全面客观报道，这对破解“朝鲜问题”僵局，改善与朝鲜的关系非常重要。

近期朝鲜高调“谈核”，这是朝鲜语言威慑的继续，更是金正恩以攻为守策略的体现，守的就是朝鲜的核国家地位，进攻的姿态不过是让外界熟悉并确认朝鲜拥核的事实。当然，这种口舌的威慑若达不到效果，金正恩也未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今后金正恩会不时地“叫战”，但是却不会真去“交战”，第四次核试验无助于朝鲜获得核国家俱乐部的入场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金正恩会回到谈判桌上，除非谈判可以让朝鲜名正言顺地拥核。而各大国同意重启六方会谈的前提就是朝鲜弃核，因此，短期内，六方会谈很难重启。拥核与弃核之间的“猫鼠游戏”还将持续下去。

韩国利用核武器问题，分化中朝关系，建立反朝鲜的国际态势，从策略上说是成功的。但是从战略上说，韩国的半岛战略缺少“统一的气度”。一个孤立和贫穷的朝鲜，只会更加同仇敌忾。一个奉行一边倒外交的韩国，只会离统一渐行渐远。朴槿惠在上海大谈统一，而韩国也还远远没有为统一作好准备，因此在韩国在外交政策，对朝政策和国内法律方面，都没有表现出“半岛是一个国家”的高大格局。

从金正恩上台来的半岛局势来看，朝鲜新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朝鲜新领导人并非固守僵化，也是在根据国内外环境调适本国相关政策。朝鲜半岛局势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因素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说其是当今国际关系领域最复杂的问题也不为过。因此在解决过程中我们要有耐心，任何时候都要放弃一夜之间就能解决的冒进不成熟心态。当务之急是逐渐引导朝鲜减少对外界的敌意，增加其与外界打交道的信心，对此而言仅仅靠施压显然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必要的鼓励一定要给。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消除在野党和民间强大的反对呼声，使安保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安倍政府已经放弃了民主协商的方式，转而一意孤行，以此来渡过难关。

朝韩双方耐心耗尽，战争变成了一种战略手段，是这次危机所折射出的最大危险。而且这场危机加剧了半岛南北双方的“失衡”，未来潜在的“战争”与“危机”在不断增加。虽然朴槿惠没有在半岛信任进程上取得成效，但韩国与中、美等大国的关系却非常紧密。这次危机让韩国的军事战略进一步调整，美韩正在举行军演，并且重启了应对朝鲜局部危机的联合作战体系。朝鲜的恫吓让韩国更倒向美国一方，美韩军事同盟也更加稳固。对朝鲜来说，这是战争恫吓的一次升级，但朝鲜的外交操作僵化笨拙。朝鲜自我孤立的政策正在打破南北之间的均势，乃至朝鲜问题所形成的均势格局也慢慢被侵蚀。克制是治国的艺术，每一次暴力恫吓都会让对手们团结得更紧密，让朋友更寒心。不懂妥协，最终不是碰壁，就是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