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在“美国优先”理念下推出“对等关税”，旨在施压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关税，增加美国商品竞争力。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对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征收更高“对等关税”。然而，“对等关税”若作为施压工具，将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产生破坏作用。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缺乏完整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基础，将严重破坏以WTO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对此，各国需发挥合力，坚持多边贸易体系、扩大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各方要素有效配置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特朗普新政府试图跳出既有的国际经贸框架，不遵行世贸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而是将关税作为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规则的强制性手段。这种“规则关税化”的趋势，本质上是在构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平行贸易体系，从而使美国能够摆脱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束缚，按照自身意愿重新塑造全球贸易格局，进一步巩固它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面对“来势汹汹”的特朗普2.0时代，各国需要凝聚“没有国家是优先的”共识，以共同抵制可能到来的“关税风暴”。

日本这场争取关税豁免的谈判，本质上更像是在向美国求情，而不是平等的谈判，注定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面对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全球关税大战，国际社会应共同抵制，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让各国经济能够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中健康发展。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中日携手应对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挑战，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对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特朗普近期的关税政策，旨在：强行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联合盟友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围堵中国。但现实恐难如其愿，制造业回流美国困难重重，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不可替代。当下，中国正在从传统“世界工厂”转向更具战略意义的“全球供应链枢纽”。面对全球贸易新变局，中国需采取“反制+合作+创新”的三维应对策略，为中国在全球经贸格局变动中赢得战略主动。同时，中国还需以内需市场为根基，拓展全球布局。未来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将取决于多重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效率与韧性、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将成为一大课题。

关税作为间接税，税收负担可以转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能要承担一部分关税成本。但对生活必需品而言，关税成本主要由消费者承担。因此，所谓加征关税将由出口商买单是一个谎言。预测显示，当前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已达1903年以来最高。这势必动摇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去年大选，绝大多数选民选择特朗普，是寄望于他能更好缓解经济压力。但现在美国关税的不确定性或将引发美国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既是危机，也是中韩深化合作的契机。两国需以供应链安全为纽带，以自贸协定为框架，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对于韩国而言，疏远中国的代价远高于短期妥协；而中国也需展现更大诚意，通过开放市场与技术共享赢得信任。唯有如此，中韩才能在全球贸易战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共同书写东亚经济的新篇章。

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美国一直在全球发展金融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变导致美国对国际发展事务愈发疏远，甚至可能退出世界银行。这一方面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削弱了美国对多边金融秩序的主导权。世行的困境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衰微的缩影，国际社会需要发展新型治理范式，重构包容性框架，平衡区域治理与全球合作，避免碎片化风险。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警示意义在于，短期产业庇护无法抵消全球供应链断裂和贸易伙伴反制的长期代价。从关税的国际联动效应看，《斯法》导致了多边贸易崩溃。对等关税必然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此外，《斯法》的现实意义在于各国已经认识到单边保护主义往往损人不利己，国际合作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更优路径。

近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增加美国内关键矿物产量，确保美供应链安全。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关键矿产供应受影响。关键矿产对能源技术至关重要，美国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中国。目前，非洲和南美成为美国获取关键矿产的重要来源，拜登政府计划从海外获取，特朗普则要国内增产、海外攫取。然而，美国增加关键矿产困难重重，需继续依赖海外。特朗普对乌克兰、格陵兰岛和俄罗斯的关键矿产资源虎视眈眈，引发国际争议，威胁国际秩序。

“对等关税”的核心是降低美国贸易赤字和制造业回归，但这两个目标都无法达到。不仅如此，“对等”关税引起了世界贸易和股市一场超级风暴，最大受害者之一倒是美国自己。预计，在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对下，在众多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的有效反制下，更兼美国国内经济恶化，这种“对等”关税注定要失败。这也许需要一些时间，但结果都是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