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红海危机影响，2024年全球海上货运集装箱运力紧张，运价上涨，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这给全球贸易发展发出了警示，要注意防范物流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需从长远着眼，加快发展多种物流方式，打造多条新物流通道：在海上积极发展北极航道货运通道，在陆上加快发展中欧班列，在空中加快发展航空物流。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双重身份存在根本矛盾。当其他国家对美元储备的需求不再强烈时，美元将不可避免地崩溃。多年来，全球不平衡问题一直没能解决，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储蓄不足。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中国海外资产遭美国扣押的风险上升。国际货币体系的碎片化进程早已开始，并将进一步发展。中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多样化的跨国金融合作。

2024年12月13日，《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北京续签，延长五年。该协定自1979年签署以来，中美受益，造福全球。近年来，美国对华鹰派试图将科技问题安全化，尽管科技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但如果把中美科技关系简单化约为零和博弈，则可能忽视科技合作更深远的意义，甚至错失历史的机遇。科技合作不应成为国家间政治较量的筹码，希望美方在《协定》续签后，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落实《协定》安排，让中美科技合作的成果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对中国而言，英国加入CPTPP既带来了中英贸易与投资联系加强、为中国申请加入提供借鉴意义的积极影响，也带来了贸易转移与产业链调整、加入CPTPP面临更高要求的消极影响。有鉴于此，中国应积极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变化，推动加入CPTPP的进程，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同时加强与CPTPP成员国的沟通与合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未来加入做好准备。

针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各国应居安思危，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力措施，通过实施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水平；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实施财政整顿，以可信的方式重建财政缓冲，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并减少负面溢出效应。此外，国际社会应携手同行，完善全球治理，为实现可持续、包容、有韧性的全球发展创造条件。

2024年，发达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迟滞，无法应对全球挑战。同时，“超级大选年”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刻调整期，部分大国实行脱钩断链等行为，干扰国际经贸往来。但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议程设定，提升国际话语权。此外，尽管全球治理改革行动相对迟缓，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倡导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可持续发展，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新兴大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但这种改变没能在国际治理机构中有所反映。一方面，美国无视世贸组织规则，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和经济、技术制裁，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缺口巨大。近期在俄罗斯召开的金砖峰会可能标志着全球治理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将在担负起的大国责任的同时，敦促美西方也担负起它们应付的责任。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刻变化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华开启贸易争端后，中美贸易规模大幅下降，相互依存度下降，各自对外贸易发生转移，但中美贸易关系仍通过第三方保持紧密联系。不过，特朗普在竞选时誓言，当选后将会对所有外国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特朗普的誓言在多大程度上会兑现有待观察，但其关税新冷战的框架，将全面改写中美经贸关系，也势必成为全球严重贸易战的开端。

事实表明，全球化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即使美国重拾孤立主义，即使欧洲推出更多保护主义政策，新兴技术浪潮和新型全球化的趋势依然无法阻挡。此外，“去风险化”实际进展有限，因此，特朗普的“去全球化”和“远离中国去风险化”只是幻想。不过，中国在制造贸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也需警示，中国要想维持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要在特朗普放弃全球领导角色之际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同时保持开放与联通，主动拥抱竞争，发挥自己的优势。

伴随着更高水平互征关税，经贸关系再度受到冲击是大概率事件。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中国需要为更糟糕的中美关系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