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各国应居安思危，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力措施，通过实施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水平；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实施财政整顿，以可信的方式重建财政缓冲，保障财政可持续性并减少负面溢出效应。此外，国际社会应携手同行，完善全球治理，为实现可持续、包容、有韧性的全球发展创造条件。

2024年，发达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全球治理机构改革迟滞，无法应对全球挑战。同时，“超级大选年”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刻调整期，部分大国实行脱钩断链等行为，干扰国际经贸往来。但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议程设定，提升国际话语权。此外，尽管全球治理改革行动相对迟缓，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倡导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可持续发展，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新兴大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但这种改变没能在国际治理机构中有所反映。一方面，美国无视世贸组织规则，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和经济、技术制裁，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缺口巨大。近期在俄罗斯召开的金砖峰会可能标志着全球治理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将在担负起的大国责任的同时，敦促美西方也担负起它们应付的责任。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刻变化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华开启贸易争端后，中美贸易规模大幅下降，相互依存度下降，各自对外贸易发生转移，但中美贸易关系仍通过第三方保持紧密联系。不过，特朗普在竞选时誓言，当选后将会对所有外国商品征收10-20%的关税。特朗普的誓言在多大程度上会兑现有待观察，但其关税新冷战的框架，将全面改写中美经贸关系，也势必成为全球严重贸易战的开端。

事实表明，全球化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即使美国重拾孤立主义，即使欧洲推出更多保护主义政策，新兴技术浪潮和新型全球化的趋势依然无法阻挡。此外，“去风险化”实际进展有限，因此，特朗普的“去全球化”和“远离中国去风险化”只是幻想。不过，中国在制造贸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也需警示，中国要想维持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先地位，要在特朗普放弃全球领导角色之际承担更多的国际领导责任，同时保持开放与联通，主动拥抱竞争，发挥自己的优势。

伴随着更高水平互征关税，经贸关系再度受到冲击是大概率事件。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中国需要为更糟糕的中美关系做好准备。

喀山峰会喀山峰会是确定“大金砖”未来发展方向和规划“大金砖务实合作路线图”的一次盛会，从经贸财金、政治安全和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角度夯实了“大金砖合作”的四梁八柱。标志着金砖合作机制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金砖合作机制的代表性进一步扩大，感召力、影响力、生命力更加彰显，已经成长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性力量。

美国大选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将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未来5-10年，东亚将有可能成为新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大亮点。当前，中日韩经贸合作处于关键时期，虽取得重大成果但缺乏制度型安排，因此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是首要任务。同时，中日韩合作对RCEP实施效果有重大影响，三国应带头在RCEP框架下，就自由贸易、市场准入、要素流通便利等重要议题取得新突破。

面对来自美国变本加厉的打击，欧洲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欧洲要抛弃在美国胁迫面前头痛医头、得过且过的心态，开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将以更大程度的对美经济依赖来换取美国网开一面的“小聪明”，转变为深度整合单一市场、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大智慧”。同时，若欧盟继续将经济“去风险”矛头指向中国、将更多筹码押在美国的“怜香惜玉”上，将注定付出更大代价。

欧盟对华电动车征收额外高关税，此举反映出欧盟正从地缘政治竞争角度处理对华经贸竞争关系。对此，我国需以非地缘竞争方式化解。同时，欧盟此举也可成为重塑中欧经贸关系，恢复和改善双边经贸交流，实现双边经贸关系更健康稳定发展的机会。具体而言，基于未来日益增多的双边经贸摩擦，一种更为机制化和基于规则的中欧经贸关系的处理模式，以及对各自内部经济和产业发展必要且更优的改革议程可以借此机会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