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APEC峰会的关键词“互联、创新和包容”回应了地区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更为多元，地区国家应为鼓励创新夯实市场和社会基础，培育稳定环境，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同时加强基础设施联通，构建新一代互联网，发挥各国资源禀赋，降低信息不对称。作为地区最大经济体，中美在更广层面上加强联接，共促包容性创新，将显著改善全球复苏和发展进程。

近两年，美国力推“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弹性支柱的谈判，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关键产品国际供应链之外。这一策略或许可以改变其对华贸易和投资状况，但不能让整个供应链摆脱中国的影响。长期看，亚太地区供应链可能变得更长、更复杂、更昂贵，实际效果与美国目标相反。中国通过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推动“一带一路”、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等机制建设，可继续巩固优势，稳定亚太地区供应链。

“新华盛顿共识”的内核在于，美国要摒弃对自由市场的过度迷信和美好期许，而决心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从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联盟两个方面，全面复兴国内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以达到在国际上竞赢战略对手、在国内重建强大中产阶级的战略目标。他使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面临更险峻的外部环境，但也给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思潮的嬗变中谋求思想引领地位创造了重要契机，我国可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设，并通过他国更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加强传播力度，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引领力的思想大国。

2023年10月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加速上涨，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5%，创2007年以来新高。在美国通胀高企、货币政策紧缩的大环境下，美债收益率长期维持高位，美债规模也快速膨胀，一场威胁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危机或已开始酝酿。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重构期，导致欧亚地区经济面临较大外部挑战，但地区一体化仍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未来推进欧亚经济合作，应加强引领南南经济合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低碳经济合作，加强本币结算，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未来，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实施和发展，中国最为重要的方向之一是增强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集中注意力于几个关键方面。首先，需加强经贸联系。其次，我国需开辟有力和有效的经贸路径，特别是针对关键区域和领域。最后，需要动态发展创新合作空间，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提高合规发展的动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近年来，美国致力于在高科技领域推动全面对华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小院高墙”的对华科技战略指导下，相关政策有增无减，施压力度越来越强。但这些被美国设计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体现出“双刃剑”的特质，也对美国产业界乃至全球供应链生态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同时，中国芯片技术却在美国的封锁下呈现持续进步态势，这已成为美国战略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小院高墙”促使中国企业获得的“成就”。

过去十年，中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基建、经贸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提升了非洲互联互通水平，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下一个十年，中非合作项目可进一步升级，支持非洲工业化进程、低碳化发展、数字化转型，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将在非洲更充分地发挥长期价值，中国也将从更低的金融风险和更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引起所谓“债务陷阱”论。事实证明，“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站不住脚。纵观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绝对额并不多，本质上还是发展的问题，还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给他们带来负的外部性冲击。因此，从发展视角看，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根源不在中国。中国不仅不是“债务陷阱”的源头，还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合作伙伴。今后中国将努力从制度框架上帮助共建国家建立起融资发展能力，为解决相关国家债务压力提供支持，推动相关国家尽快解决债务压力。

尽管美对华“芯片战”将持续下去，并将日益升级、泛化。但诸多不确定因素将影响美对华科技政策。首先，美国大选带来的政策调整或将重新确定美对华科技政策。其次，美国经济潜藏的巨大危机若一朝引爆，美将不得不调整现有对华科技封锁政策。再次，美在全球地缘斗争中存在战略透支风险，为中美科技竞争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最后，倘若中国在技术上实现突破甚至超越美国，届时美对华科技围堵将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