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会特别针对中国推动的立法，意味着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大转型获两党一致支持，已经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不归路。美国国会正日益成为中美竞争的“操盘手”，但经济问题政治化，加之国会议员缺乏专业经济技术官员的经验，其政策在实际运行中对美国企业难言真正有益，也令本已脆弱的中美经贸关系再承压。

俄乌冲突升级和美欧大规模制裁不仅给俄罗斯经济带来长期负面冲击，还深刻改变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延续几十年的俄欧经济循环已经打破，原有国际分工模式亦遭破坏，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遏制与博弈愈演愈烈，安全优先成为世界经济的主题。放眼全球，美元深陷信用危机，替代性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上升，全球贸易格局和流向发生转变，能源格局进入重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和对外开放，也同样离不开美国这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重要贸易伙伴。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外部形势怎么变，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向前推进。其次，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是合则两利、斗则俱损。

SVB之“死”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换速度过快、幅度过大导致商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所引发的流动性风险。SVB为满足流动性需求被迫出售其投资组合而出现亏损就是这一风险的生动体现，而它一经挤兑迅速倒闭更是凸显了中小银行抵御流动性冲击的脆弱性。未来SVB的倒闭会不会演变为一场新的“雷曼危机”尚难确定，但从市场反应看，美银行业的潜在问题超出预期，加息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将持续发酵。同时在金融风险之外，SVB的倒闭对美国乃至全球科技行业也是一记重击。

几十年来，全球已形成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高度依赖的产业分工格局，且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并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心。美国实施“供应链遏华”战略并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几乎不可能实现。但鉴于产业链供应链博弈正在成为中美竞争博弈的主战场，中国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同时，中国仍要坚持全球化下的开放与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以及可以定义产品、技术、标准、规则的市场优势。

“友岸外包”战略，意为把重要商品的生产设施转移至友好国家中，并把贸易活动限制在这些国家间，从而降低美国对地缘政治对手的贸易依赖程度。事实上，美国一直利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来协调与盟友的技术政策，对“友岸外包”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但该机构存在一定局限，并在推动美欧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方面遇到了瓶颈。另外，该战略能否如同拜登政府所描述的那样，有效地将美国与“可信伙伴国”凝聚在一起仍有待观察。

中国最近呼吁多边开发银行（MDBs）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债务减免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一些报道暗示中国可能是在利用这一立场作为避免压力的借口。然而，中国对于多边发展银行参与债务减免的观点并不是新鲜事，也不仅是中国的观点，它也是非洲国家的观点，并有其合理性。同时，将多边开发银行排除在围绕债务暂停、减免或重组的讨论之外，并将其视为“优先债权人”论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尽管西方寄希望于制裁能够从经济和财政上削弱俄继续发动战争的能力，但目前俄经济不太可能因制裁而崩溃。面对大国，经济压力往往成为一种消耗武器，而不是威慑力量。值得警惕的是，与上世纪美对日实施大规模制裁和贸易禁运的案例类似，当下美对俄制裁，可能是升级冲突、而非缓解冲突的因素。因此，我们应避免把俄乌冲突演变为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相比起制裁，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发行国际债券的存量2020年达十二年前的近四倍。多个国家主权债券违约风险较高，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亟待采取措施，避免债务危机进一步扩大。债券发行激增与危机源于国际金融资本在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时鼓励推进新兴市场发债，以获取高额收益。但将缺乏发债经验与风险承受力的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市场高风险的陷阱，发展的可持续性遭遇严峻挑战。发展中国家国际债券发行时出现的教训需总结改善。呼吁国际社会多方合作，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融资环境。

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启动的以“重构”为主的对华经贸战略。意在对中美经贸关系做出结构性调整，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聚焦于调整已有的存量。重构隐含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不满、试图做出实质性改变之意。2023年，拜登政府将会沿着既定战术重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脱钩”的趋势难以逆转。不过，经贸领域仍是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中国仍可以尽可能地从经贸领域着手改善中美关系，降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但中国的应对可以更加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