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亚太安全环境急剧复杂化，地区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尤其是在美西方煽动下，中国的形象被恶意扭曲。一些国家以“去风险”为名搞对华“脱钩”，反令地区系统性安全危机风险增加。地区国家需要从过往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大力倡导新的安全理念，在各国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中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

当下支持乌克兰是欧盟的“政治正确”，中东欧国家作为成员国在诸多方面又离不开欧盟，这决定了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关于农产品销售的分歧必然能被欧盟化解。但这些“保障性”措施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随着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持续显现，加上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即便延期也只能维持60天，未来围绕这些协议延期和落实产生的分歧仍有可能促使乌克兰农产品出口波折不断。

苏丹本次武装冲突是多年来萨赫勒地区动荡和冲突的缩影。殖民历史与经济格局的分隔导致并加剧了该地区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资源在发展上的低效将导致该地区国家对有限自然资源的激烈争夺，而这种争夺又会和语言、部族、宗教的差异形成“共振”，使得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无论外部因素和初始条件如何，“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今后该地区经济能否长足发展，在于能否形成实现工业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整合。

面对美国“华盛顿共识”的转向，中国经济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一步，中国经济政策还需在以下四方面加快推进：一是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积极扩大内需。二是加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战略，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三是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韧性和效率。四是继续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能否具有发达的境内与离岸金融市场，金融制度能否更加健全并和国际规则接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也需要市场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原则，它只能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应立足于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规划，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

“去美元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长期过程。回顾历史，自美元成为黄金等价物并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夺得中心地位以来，“去美元化”便已经存在了。若认为本轮“去美元化”可以彻底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还为时尚早。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储备中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及根据其切身利益和发展需求，选择使用本国货币或其他货币，世界货币体系必将朝着多极化方向进一步迈进。

美国次级制裁给欧洲带来巨大伤害，对欧洲而言，次级制裁潜在风险尤其来源于美元的“武器化”。对此欧洲增强欧元国际地位，打破“石油—美元”与“国际美元—美国国债”的货币循环，无形中挑战美既得经济利益和全球霸权地位，必将引来自美国强烈反弹。可以预见，美欧分歧与冲突或将在欧洲“减少美元霸权”“捍卫经济主权”的求存意识下被继续放大。同时，次级制裁严重损害了美欧盟友体系，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全球“去美元化”趋势，未来美国的单边制裁目标必将愈发难以实现。

目前西方极可能加码对乌军援和对俄制裁，这将进一步危及世界经济。首先，加码对俄制裁必抬高西方和其他进口俄商品国家的通胀压力。其次，制裁带来的经贸压力在不同国家严重不对称。第三，制裁不利于西方国家制造业及“再工业化”目标。第四，北约与俄的间接军事摩擦继续升级，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也在上升，这对欧洲经济社会构成更大危害。

中国不是非洲债务的最大债权方，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却将非洲债务问题与中国挂钩，有明显的地缘政治意图。目前，债务问题及其处理正逐渐演变为以西方规则为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寻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变革之间的矛盾。应对非洲债务问题时，中国既要考虑经济财务情况，也需注意地缘政治因素。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要求中方按照西方规则大幅减免非洲国家债务，这对债务国未必有太大紧迫性，但中国会遭受较大损失。此外，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应利用非洲债务压力的契机，提出与西方不同的债务解决方案，推动国际融资体系变革。

为了既成就彼此又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印亟需增信释疑、合作共赢。双边层面看，应以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地区层面看，应以“中印邻”合作构筑和平稳定繁荣的“共同周边”。全球层面看，以发展中国家利益引领塑造全球治理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