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明显的缺陷和不合理之处。过去几十年，为克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国内外学者提出不少改革方案，相比之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方案可能是较为可行的方案。但其形成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过，如果欧盟与中国能有效地增强各种有利因素，创造各种有利条件，那么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形成的步伐或将加快。近年来，人民币在SDR中的比重提升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要想在未来10年至20年成为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中的一极，还需付出很大努力。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作为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来，建立在“牙买加协定”基础之上的美元体系使得美国在拥有美元霸权的同时，放弃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导致全球多边主义不再具有包容性，加剧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不稳定。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今天发达国家对我们的主流态度不太友好，我们需要再全球化，重构我们的供应链，才能尽可能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升级比较优势，“腾笼换鸟”，继续保持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欧盟目前公布的对华电动车关税水平超出世贸默认范畴，具有高度的保护主义和政治化色彩。对此，我们在政府层面可做好软、硬两手准备。从软的方面来看，一方面寻求与欧盟谈判并开展与有关成员国的商谈，争取将目前关税水平尽量往下降，另一方面寻求世贸组织的支持。从硬的方面来看，可对欧盟粗暴贸易举措做好针锋相对的反制准备，尽量促使欧盟知难而退。企业层面则应做好多元应对策略，减少损失。面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额外高关税，我国不必太过悲观，只要我国车企稳定阵脚，打好基础，苦练内功，精益求精，不管对方如何调整政策，如何打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不少中国企业参与非洲采矿业正赶上矿石价格走低、大批西方矿企“丢弃”非洲之时，后者带走资金和技术，留下的是失业和麻烦。中国企业在这时与非洲国家开展矿业合作、接手西方企业留下的烂摊子，解决了非洲国家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美国舆论却就此指责“中国垄断非洲重要矿产”是不负责任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中美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虽然萎缩，但美国对中国的间接依赖没有改变。美国的新策略或许可以改变本国对华贸易和投资状况，但不能让整个供应链摆脱中国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贸易模式本身具有粘性，二是中国自身拥有灵活性和竞争力，三是美国的政策效果受制于盟友。

目前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演进，科学发现、颠覆性技术将有新的重大突破，高新科技、高端人才争夺更加激烈。我们立足国内，要继续“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贡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同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引进全球高端科技人才。广聚天下英才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世界现代化，为建设绿色和谐繁荣的“地球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尽管日美之间的巨大利差才是本轮日元贬值的最主要原因，而且在日本政府现有政策选项中，加息并不是最优。事实上，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疲于使经济摆脱通缩困境，为此甚至不惜不断扩大财政规模，因此迟迟不肯解决汇率贬值问题。当前，最令日本当局担忧的事情应该是“超级泡沫”破裂问题，日本正处于世界超级泡沫漩涡的中间位置，如果加息不慎就有可能刺破泡沫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近岸外包”的背后反映了动荡变革时代美国产业政策的巨大转变，体现了美国对华“去风险”的目的是争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导地位。然而，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近岸外包”合作，将受制于“美国优先”的思想，拉美国家将只能充当美国的附庸。面对这一重大形势变化，中国应未雨绸缪、多方施策，制定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的产业分工协作，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

4月以来，亚洲国家货币出现了集体贬值。其引发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美联储的强势美元政策。目前来看，如果美元继续保持强势，不排除个别国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但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不太可能重演。近期来看，由于美联储仍将美元利率维持在高位，亚洲国家货币的贬值压力短期内不会消除。亚洲国家货币大贬值再次暴露了亚洲货币体系的脆弱。推动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加强区域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联通和合作，进一步推进“去美元化”以及加快本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好地降低和应对外汇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