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演进，科学发现、颠覆性技术将有新的重大突破，高新科技、高端人才争夺更加激烈。我们立足国内，要继续“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贡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同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引进全球高端科技人才。广聚天下英才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世界现代化，为建设绿色和谐繁荣的“地球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尽管日美之间的巨大利差才是本轮日元贬值的最主要原因，而且在日本政府现有政策选项中，加息并不是最优。事实上，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疲于使经济摆脱通缩困境，为此甚至不惜不断扩大财政规模，因此迟迟不肯解决汇率贬值问题。当前，最令日本当局担忧的事情应该是“超级泡沫”破裂问题，日本正处于世界超级泡沫漩涡的中间位置，如果加息不慎就有可能刺破泡沫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近岸外包”的背后反映了动荡变革时代美国产业政策的巨大转变，体现了美国对华“去风险”的目的是争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导地位。然而，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近岸外包”合作，将受制于“美国优先”的思想，拉美国家将只能充当美国的附庸。面对这一重大形势变化，中国应未雨绸缪、多方施策，制定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的产业分工协作，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

4月以来，亚洲国家货币出现了集体贬值。其引发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美联储的强势美元政策。目前来看，如果美元继续保持强势，不排除个别国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但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不太可能重演。近期来看，由于美联储仍将美元利率维持在高位，亚洲国家货币的贬值压力短期内不会消除。亚洲国家货币大贬值再次暴露了亚洲货币体系的脆弱。推动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加强区域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联通和合作，进一步推进“去美元化”以及加快本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好地降低和应对外汇市场风险。

拜登政府新一轮对华关税，此举并非简单的选举作秀，进一步打压中国新兴产业，在绿色能源领域竞赢中国的目的尤为明显。近期而言，其对中国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的影响不大，但对中国船岸起重机的影响较为显著。长期而言，新关税凸显美国“对华脱钩”的决心，并将从下游到上游步步挤压中国重要的产业链。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更多贸易限制措施或接踵而至。

随着中东国家能源转型和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上升，新能源、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国际领先的专业技术优势。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对华投资的规模大幅提升，双方合作的范围持续扩大。中东资本的多元化投资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助力中国高质量发展。不过，中国吸引中东资本也面临不小挑战，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国际竞争、以及融入国际主流的ESG标准等领域。

电动汽车的制造成本中有三成来自电池，而中国企业在量产电池成本方面居于优势地位。此外，我国在勘探、开发和利用好国内锂资源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扩大与有关国家的互补互利合作。汽车业是大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中国已成为电动汽车的出口基地，202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中国向全世界大量提供物美价廉的电动汽车，不仅使中国乃至世界越来越多消费者获益，而且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短期看，美国加大金融制裁使得各国经济成本上升，但那些承认美国地缘政治角色的国家进一步接受美元的国际角色，愿意接受美元的“安全溢价”，对美元形成利好。而“去美元化”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对美元地位的冲击不足。长期看，随着经济与安全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接受美元国际角色的国家和寻求“去美元化”的国家选择可能再发生变化，引发全球货币体系演进的四种可能情景。

在全球疫情后的复苏阶段，非洲却遭遇地区冲突、大国竞争和债务困扰等难题。若能解决这些障碍，非洲发展将更加顺畅。欣慰的是，近年来南南合作为非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机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推动常态化合作以应对挑战。同时，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进展顺利，推动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多发展资金和选择。相信非洲国家能借助南南合作，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埃及就能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外资似乎是埃及经济的永动机，往往能让埃及经济化险为夷。但是，外资中的赠款占比非常少，大多数都是贷款和投资，其结果导致埃及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成为债务大国。半个世纪以来，债主们为什么愿意不断地为埃及注资呢？因为“埃及太重要而不能倒”，埃及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又处在欧亚非十字路口，其倒下的后果非常严重，因此脆弱性就是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