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缓解了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消除了两国贸易陷入停滞的威胁，也一扫此前的市场悲观情绪。但暂停削减关税下，中美贸易量仍会减少，且特朗普已表示若未达成协议关税将再次上升。此外，美国部分政治势力仍在推动对华遏制政策，中美达成可持续贸易协议的道路仍充满变数。

无论是实质性的订单与合作，还是有虚高之嫌的数字，都是特朗普和卡塔尔刻意追求的结果。究其原因，双方可能并不在意“天价大单”中的水分，以及合作协议的落地落实情况，而更在意签下大单所达到的宣传效果、所传递的政治信号、所塑造的外界预期。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最核心的“交易的艺术”。

5月16日，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1，此前惠誉和标准普尔也已下调。收支失衡、通胀抬头压缩降息空间、国内治理混乱是穆迪降级决定的三重因素。此外，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信心危机”，共和党内信心出现裂痕，民众信心受冲击，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也逐步瓦解，美国金融市场或面临新一轮震荡，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各种“信心危机”也可能进一步放大。

部分国家为缓解国内压力，试图以本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或者其他资源来换取美国方面的安全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实属无奈。这种交易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对于这些资源富集且安全脆弱的国家来说，与美国进行“矿藏换安全”的交易短期内或许能获得一定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持，但长远来看，或更易于沦为美国的原材料供给国。经济命脉一旦操之于他人之手，谋求国家安全的愿望可能最终沦为一场危险的幻象。

面对美国关税胁迫，欧盟可依托WTO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关键技术产业联盟，并利用“反胁迫工具”反制，但反制有效性取决于内部整合。美欧安全盟友关系未能成“关税护身符”，美欧安全联盟已经成为本轮贸易战的“祭品”。若紧张态势持续升级，为缓解美国单边贸易打压，欧盟可能通过多维度战略让步换取谈判空间。今后，美国关税胁迫能否促进欧盟团结，欧盟内主要强国能否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快速构建起协调一致的行动机制，将是决定美欧贸易战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

德国修宪，松开“债务刹车”，德国经济恢复增长可期，对德国和世界经济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深层问题是，大举借贷后，德国各级政府不缺钱花，很可能失去改革动力，德国会失去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时机。更大的疑问是，德国是否会在军事上“财大气粗”，柏林的窘境是，在安全事务上过于克制，盟友抱怨它不作为，但一旦有所作为，邻近盟友又觉得它咄咄逼人。安全上多作为，还是少作为，政治上如何在财政宽裕条件下推动结构改革，这全面考验德国政治家的智慧。

特朗普政府滥施关税无异于打“七伤拳”，反噬自身经济发展及国际信誉。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和霸凌行径，中国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施压、威胁和讹诈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美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关税战中不会成为“赢家”，更不会成为相对于中国的“赢家”。美国正从多边秩序的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一些国家开始加快调整对美贸易策略，转而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合作机制。长期看，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是“以单边主义对抗全球化”，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必将加速全球“去美国化”的趋势。

特朗普为短期政治利益，施压美联储快速降息以刺激经济，同时试图将自身关税政策引发的通胀风险和经济衰退压力转嫁于美联储。而鲍威尔基于美联储独立性原则，坚持审慎货币政策。特朗普威胁解雇鲍威尔，不仅挑战央行独立性——这一美元霸权的基石，更引发资本市场对政策混乱的恐慌。双方矛盾暴露出美国经济在贸易战与政治干预下的深层危机，威胁全球对美元体系的信任。

美国作为净资本输入国，通过贸易逆差支撑了大量的美元输出，同时利用金融实现了大量海外美元回流。这一循环机制使美国能够获取铸币税等经济利益，大量的美元回流也支撑起了美国国债的信用。另一边，由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各国都要持有美元，因此需要扩大对美出口。但本届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关税促使制造业回流，改变与各国的贸易逆差，只能自食恶果。因为，贸易盈余和金融账户盈余不可能同时实现，削减贸易账户逆差，必将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和国际信用，而美元信心的动摇将使全球货币体系进一步向其他更稳定的货币或货币组合倾斜，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