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反映了美国国内全球主义的持续衰退和“美国优先”力量的持续扩张。其对全球化的成本-收益考量是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全球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其他国家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已经经历了美国以“退出”的方式重塑全球化的过程，但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交融并未因此停滞或倒退，反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即新型全球化。

美国政府推动的去全球化战略，旨在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享有特殊且优先的位置，即承担较小的成本和责任，但享有同样甚至更大的利益。具体来说，其主要手段有三：

打入关税“楔子”。

特朗普政府视加征关税为政治承诺和威胁他国的武器。美国意图通过差异化的关税来影响贸易流向，分化那些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全球南方”国家，以此来塑造与不同国家的经贸关系，确保美国与部分“全球南方”低关税国家的经贸往来，同时对被加征高关税的国家施加巨额成本，以此阻滞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贸易吸引力。美国对不同国家施加不同程度的关税，意味着各国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前景也将不同，这可能导致贸易联系的变化，并引发各国利益和立场上的分歧。

抽掉科技“梯子”。

美国将科技创新视为国家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继续推行严格的技术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其他国家科技进步的空间。“全球南方”国家若不能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它们可能将处于国际体系的半边缘状态，新型全球化也将缺乏足够的动力。

在当前的全球科技发展格局中，中国的科技实力较为突出，已在诸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中最有潜力突破美国技术封锁的国家。美国政府会将中国作为重点目标，根据技术发展的动态变化和中美科技实力对比的现实情况，加强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对华科技投资，打压正常科技合作交流，以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美国政府认为，通过控制新兴关键技术在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扩散，可以减少新型全球化的科技含量，从而抑制新型全球化的整体发展。

强加美元“票子”。

“美元-制成品”模式构成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基本框架，而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是这一模式能够运作的基石。美国历任政府都强调捍卫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的强大地位不仅体现在汇率升值上，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即便美国在全球化其他经济领域的地位有所弱化，只要美元地位保持不变，美国就能继续对国际经济体系施加影响。

美国对于新型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担忧是，这一趋势会以“去美元化”为目标，即便这不是主观目标，其实际效果也可能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实际上，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美国自身的错误政策，例如过度举债和将美元作为政治武器等。但美国不愿承认这一点，而是将美元的地位与其他国家的选择挂钩，认为只要其他国家继续使用美元，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不会动摇。

基于这种逻辑，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全球化中是否继续使用美元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要求金砖国家继续锚定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还必须承诺不会创造或支持任何取代美元的新国际货币，否则将对那些不承诺继续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换言之，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惩罚性措施迫使其他国家继续使用美元。

美国政府采取的差异化关税政策，短期内可能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影响，但归根结底是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全球经济分裂，最终也将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科技打压为例，尽管美国政府对华科技封锁政策对中国的科技进步造成了一定阻碍，但这反而激发了中国科技自强的动力，推动中国建立更独立于美国的科技生态系统。美国不断提升科技打压力度，从原先的“小院高墙”调整为“更大的院、更高的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华科技打压战略的失败。

美国的强化美元政策存在双重矛盾。从经济逻辑看，特朗普一方面希望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持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这是矛盾之一，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货币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保持逆差状态，才能让其他国家持续获得并使用美元。

从外交逻辑看，特朗普试图用强硬的方式来要求其他国家使用美元，这是矛盾之二，因为这样只会更加暴露出美元的“霸权”属性，印证美国将美元作为政治武器来打击其他国家，进而令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元持谨慎甚至反感态度。特朗普政府威胁其他国家不能“去美元化”，可能反而会加速这些国家的“去美元化”进程。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对自由贸易这一全球化的基石造成了更严重的冲击。美国政府推动的去全球化战略，旨在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享有特殊且优先的位置，即在承担较小成本和责任的同时，享有同样甚至更大的利益。未来全球化发展的两条道路正在逐渐显现：一条是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全球化道路，另一条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建设的新型全球化道路。这两种道路将并存发展并相互竞争，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全球化的参与者都面临相互调适的新要求。无论是哪种全球化，都需要解决包容度、公共产品供给和大国协调等关键问题。

然而，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选择并未指向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正确方向，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美国的偏好。因此，美国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破坏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尽管如此，新型全球化已经出现，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面对美国设计的“美国优先”全球化道路，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更需要强化其内生动力，以在两条道路的竞争中彰显更为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