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者和主要塑造者，美国近年来的贸易政策不断发生重大转向，尤其是通过贸易战来削弱中美双边贸易，阻止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从全球化中获益。美国政策的调整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产生严重冲击，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呈现新特点，主要包括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失效，区域贸易体系重要性提升，各国对如何规制产业政策分歧巨大，价值观因素也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分化。

虽然对华投资限制令激发舆论广泛关注，但拜登政府却在尽可能弱化限制令对美国资本预期的冲击。实际上，这一对华投资限制令在执行层面上也难以对美企产生实质影响。在美国财政部的周旋下，对华投资限制令的实际效果将集中表现在“小院高墙”的有限领域。此时，美国对华投资前景还要看美国企业的战略选择。最终美企对中国市场的战略信心，远非拜登一纸政令就可朝夕改变。利益的冲突还是会由利益的重构来稳定。

长期推行“贸易立国”战略、持续保持“顺差大国”的日本，目前却受到外贸形势持续恶化、外贸收支连续逆差的严重困扰，这对长期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本世纪以来，非洲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由于缺乏系统协调，非洲工业化进程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仍旧缓慢。中国凭借自身发展经验，在非洲推进产能合作项目时提出了与欧美不同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建设工业园、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联动、以当地市场为导向开展投资和生产三项特色举措，展现出了独特的有效性与灵活性，为后发国家寻找行之有效的工业化路径提供了借鉴。

供应链协议谈判难度较小，对中国影响有限。它主要是为数字经济、清洁能源领域的供应链合作服务，保障供应链合作不受危机的冲击。在“印太经济框架”的四大支柱中，前三大支柱都涉及供应链合作。但也需警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具有排他性。而且，供应链协议在关键部门关键产品采取的多样化采购也可能对中国的供应产生排斥。对此，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供应链合作来应对。

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中，亚太既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各种力量交互最为集中的地区。地区内汇聚了多个不同形式的大型区域经贸安排。如何实现“与邻为善”，共促地区繁荣、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作者认为，首先需要进一步发挥RCEP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中国更要发挥建设性力量，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

中俄农业资源高度互补，近年来，两国在农产品贸易、准入、投资上的合作日趋深化。目前，鉴于非传统风险因素加剧了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不平衡，中俄应加强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方面的合作，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维护好世界粮食产品的供应链和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及产品的多样性，确保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稳定、持续。

如果说，RCEP全面生效势将强化东亚经济融合，IPEF则极有可能导致东亚经济分裂。与此同时，当下东南亚经济势头良好，但东北亚经济局势却很难令人乐观。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亚太安全环境急剧复杂化，地区各国安全焦虑上升，尤其是在美西方煽动下，中国的形象被恶意扭曲。一些国家以“去风险”为名搞对华“脱钩”，反令地区系统性安全危机风险增加。地区国家需要从过往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大力倡导新的安全理念，在各国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中维护地区的长久和平。

当下支持乌克兰是欧盟的“政治正确”，中东欧国家作为成员国在诸多方面又离不开欧盟，这决定了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关于农产品销售的分歧必然能被欧盟化解。但这些“保障性”措施的落实存在不确定性。随着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持续显现，加上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即便延期也只能维持60天，未来围绕这些协议延期和落实产生的分歧仍有可能促使乌克兰农产品出口波折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