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长期主导的发展援助模式将价值观输出等附加条件置于经济议题之前，颠倒了发展的优先序，尤其是近年来，其对外援助日益异化为战略安全工具。受援国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反而对外依赖更加严重。面对全球发展赤字的扩大，“全球南方”的自主发展意识觉醒，南南合作日益崛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发生重构。中国等新兴大国将提供替代性发展资源，但可能面临国际发展责任过重的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目标之一是促进伙伴国的共同发展，包括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收入分配、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等。其底层逻辑是通过深化分工、促进贸易、激励创新、清除制度障碍，来提高各伙伴国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在“硬件”和“软件”层面齐头并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构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开放包容的全球化，最终实现全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美乌矿产协议的签署表明一度紧张的美乌关系有所缓和，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利益捆绑。从公布的协议内容看，其本质并非和平方案，反而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复杂化。

以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为主导的新型全球化已经出现，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为了继续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享有特殊且优先的位置，美国使出关税、科技和美元武器，试图抑制新型全球化的整体发展。美国的策略并不能解决社会包容度、公共产品供给和大国协调等关键问题，反而会加剧全球分裂。新型全球化需要强化内生动力，以彰显更为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为构建所谓“去中国化”供应链，拜登政府时期建立了多层次相互嵌套的关键矿产联盟体系，特朗普政府在此基础上，通过外交、经济胁迫、关税政策等更具压迫性的方式推进联盟内部的关键矿产政策协调，以持续弱化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体系中的影响力，打造所谓更加“安全可靠”的美国关键矿产供应格局。对此，中国需进一步加快提升自身资源保障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附加值。同时，中国也要更积极地拓展与其他国家的资源合作，增强在全球资源市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面向未来，全球货币体系转型已经进入了关键期、攻坚期，如何化解全球化“逆流”带来的诸多不利冲击，转危为机加速重塑多元平衡的新体系，正成为摆在全球各经济体面前的时代课题。

尽管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为美、墨、加三国在USMCA下的合作带来不确定，但三方都不会退出USMCA。对美国而言，由于劳动力有限，美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实现扩大制造业占GDP比重的目标。此外，美国需要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上深化与两国的合作。而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言，两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这种深度捆绑成为维系协议的基础。展望未来，在美国关税风暴影响下，USMCA不会解体，但会针对一些条款进行调整，修改方向将更围绕美国“绝对优先”的目标，进一步服务美国利益。

近期美国股市、债市和汇市多次出现同步下跌，反映出市场对美元及美元资产信心松动。当今美国经济的两大核心问题是高债务和生产能力不足。这样的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的，难以靠加征关税来扭转。特朗普试图通过打贸易战来推动制造业回流，不仅无助于解决根本矛盾，反而扰乱了国际经贸秩序。只有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与贸易伙伴构筑互利、稳定的经贸关系，才能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特朗普与鲍威尔之间冲突的核心在于两人在货币政策理念上的根本分歧，以及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挑战，这构成了两人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特朗普必欲“炒掉”鲍威尔而后快。尽管目前，特朗普只是口头上表示要“炒掉”鲍威尔，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二人争斗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信誉的撼动，都会对美国国债的国际信用、美元的国际地位及美元霸权形成强烈冲击。此外，二人争斗将使美国货币政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增长前景趋弱、风险攀升。

美国曾是推动全球化的中心力量，但近年来，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模式开始出现：其主要动力不再是美国，而是“全球南方”国家；其模式从依赖美元霸权的“美元-制成品”模式转向强调平等交换的“制成品-资源”模式；其治理机制正从传统多边机制转向效率和公平的新型多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