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为美、墨、加三国在USMCA下的合作带来不确定，但三方都不会退出USMCA。对美国而言，由于劳动力有限，美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实现扩大制造业占GDP比重的目标。此外，美国需要在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上深化与两国的合作。而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言，两国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这种深度捆绑成为维系协议的基础。展望未来，在美国关税风暴影响下，USMCA不会解体，但会针对一些条款进行调整，修改方向将更围绕美国“绝对优先”的目标，进一步服务美国利益。

近期美国股市、债市和汇市多次出现同步下跌，反映出市场对美元及美元资产信心松动。当今美国经济的两大核心问题是高债务和生产能力不足。这样的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的，难以靠加征关税来扭转。特朗普试图通过打贸易战来推动制造业回流，不仅无助于解决根本矛盾，反而扰乱了国际经贸秩序。只有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与贸易伙伴构筑互利、稳定的经贸关系，才能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特朗普与鲍威尔之间冲突的核心在于两人在货币政策理念上的根本分歧，以及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挑战，这构成了两人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特朗普必欲“炒掉”鲍威尔而后快。尽管目前，特朗普只是口头上表示要“炒掉”鲍威尔，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二人争斗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信誉的撼动，都会对美国国债的国际信用、美元的国际地位及美元霸权形成强烈冲击。此外，二人争斗将使美国货币政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增长前景趋弱、风险攀升。

美国曾是推动全球化的中心力量，但近年来，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模式开始出现：其主要动力不再是美国，而是“全球南方”国家；其模式从依赖美元霸权的“美元-制成品”模式转向强调平等交换的“制成品-资源”模式；其治理机制正从传统多边机制转向效率和公平的新型多边机制。

中美贸易谈判缓解了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消除了两国贸易陷入停滞的威胁，也一扫此前的市场悲观情绪。但暂停削减关税下，中美贸易量仍会减少，且特朗普已表示若未达成协议关税将再次上升。此外，美国部分政治势力仍在推动对华遏制政策，中美达成可持续贸易协议的道路仍充满变数。

无论是实质性的订单与合作，还是有虚高之嫌的数字，都是特朗普和卡塔尔刻意追求的结果。究其原因，双方可能并不在意“天价大单”中的水分，以及合作协议的落地落实情况，而更在意签下大单所达到的宣传效果、所传递的政治信号、所塑造的外界预期。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最核心的“交易的艺术”。

5月16日，穆迪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1，此前惠誉和标准普尔也已下调。收支失衡、通胀抬头压缩降息空间、国内治理混乱是穆迪降级决定的三重因素。此外，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信心危机”，共和党内信心出现裂痕，民众信心受冲击，对美元资产的信心也逐步瓦解，美国金融市场或面临新一轮震荡，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各种“信心危机”也可能进一步放大。

部分国家为缓解国内压力，试图以本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或者其他资源来换取美国方面的安全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实属无奈。这种交易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对于这些资源富集且安全脆弱的国家来说，与美国进行“矿藏换安全”的交易短期内或许能获得一定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持，但长远来看，或更易于沦为美国的原材料供给国。经济命脉一旦操之于他人之手，谋求国家安全的愿望可能最终沦为一场危险的幻象。

面对美国关税胁迫，欧盟可依托WTO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关键技术产业联盟，并利用“反胁迫工具”反制，但反制有效性取决于内部整合。美欧安全盟友关系未能成“关税护身符”，美欧安全联盟已经成为本轮贸易战的“祭品”。若紧张态势持续升级，为缓解美国单边贸易打压，欧盟可能通过多维度战略让步换取谈判空间。今后，美国关税胁迫能否促进欧盟团结，欧盟内主要强国能否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快速构建起协调一致的行动机制，将是决定美欧贸易战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

德国修宪，松开“债务刹车”，德国经济恢复增长可期，对德国和世界经济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深层问题是，大举借贷后，德国各级政府不缺钱花，很可能失去改革动力，德国会失去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时机。更大的疑问是，德国是否会在军事上“财大气粗”，柏林的窘境是，在安全事务上过于克制，盟友抱怨它不作为，但一旦有所作为，邻近盟友又觉得它咄咄逼人。安全上多作为，还是少作为，政治上如何在财政宽裕条件下推动结构改革，这全面考验德国政治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