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矛盾冲突造成少数民族武装对缅甸政府尤其是军方从根本上缺乏信任，而军队与新政府的关系仍在未定之天，这使得缅甸的民族和解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局面，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并非没有被“意外事件”打断的可能。让民主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尤其是军人心中的价值，可能还需要两到三代人的努力。

“东盟方式”远远没有过时；东盟成员国有权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拒绝接受“统一立场”；东盟的整合进程将会继续，也应该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支持，但东盟尤其是某些成员国在安全议题上谋划“东盟统一立场”时应该谨慎从事，避免设定过高目标；具体到南海问题，东盟要注重发挥作用的方式，避免公开对抗之举；至于“中国分化亚细安”之说，乃经不起推敲的误导性言论，且有“东盟统一立场至高无上”之嫌。

总的说来，国内问题是杜特尔特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菲律宾国内问题离不开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以及中国游客的贡献。而南海问题显然模糊了新政府执政焦点。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杜特尔特新政府执政将开启中菲关系新时代。

作为东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马来西亚一直努力缩小与其他国家在南海问题的分歧，同时也希呼吁各国保持南海局势稳定。马来西亚认为，虽然南沙争端是一个由主权声索重叠引起的复杂问题，但由此引发的争论或争端都不应该超越外交的范畴，而应该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解决问题的依据，对话和协商则是最好的外交途径。这种现实的态度，不啻为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不能用欧盟的标准来否定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成就，因为评价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成就比较低的一个原因，就是用欧盟标准来衡量东盟。总体上东盟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内部凝聚力缓慢增强，但是又不至于完全只有一种声音，也不会朝着解体和失控方向发展，将会维持一个较为松散的整体形象。

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亚细安南中国海对话中，彼此不给“面子”有害无益，而互相给“面子”则有益对话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在云南主场举办的这次特别外长会议对于落实“双轨政策”来说无疑是好事，而双方落实共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的前提则有两个：一则，亚细安在南中国海安全以外则不应在主权纷争上持有立场；二则，充分确保南中国海对话的政治平等及按照这个原则来充分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开展“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与早期成果的落实。

从中国外交哲学来讲，我们在对待区域合作问题上，强调合而治之，我们支持东南亚走符合自身区情的合而治之道路，支持东盟扮演核心作用。同样，东盟也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自己的实践和知识。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概念，我个人认为比欧洲一体化概念要更适合东盟地区发展以及东盟和中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与其按照欧洲一体化理论来对照自己的发展，还不如切实以互联互通理论来探索出发展中地区区域合作的新路来。在这方面，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工作可以在各个层面、环节、领域来逐步推动。而且东盟国家和中国可以一起发展国际法中的中立思想和制度，彼此在发展地区和平发展的国际法体系上也能做很多。

杜特尔特与左派之间的亲密互动，主要还是源于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以及执政风格上的实用主义。不过即使如此，杜特尔特与左派的“亲密接触”还是可能对未来菲政局投下变数。菲律宾政治社会中长期存在强大的反左力量，包括：首先是那些政治精英与家族，他们垄断了大量的政治资源与财富。其次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天主教教会。第三是长期与菲共新人民军作战的军队。第四是影响无处不在的美国的反对。面对左派力量的增长，这些力量都是十分警惕的。一旦出现对他们根本利益不利的政策变动，不排除他们可能联手制造各种政治风波，从而使菲律宾政局陷于前所未有的变数之中。

发展越美关系并非以牺牲越中关系为代价。河内并未“选边站”，而是尽最大努力同时推动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使其成为一种正和博弈。对越南而言，“选边站”的做法既不适当也不可行，因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但两国正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加重视避免军事冲突、提升各领域的合作。越南是个需要密切体察中美关系变化的小国，它对中美之间直接冲突或相互妥协异常关切。河内的这种关切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历史经验表明，越南在冷战时期就曾受到中美关系起伏的影响。因此，越南最佳的政策选项是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两国为友，在东盟中扮演积极角色，坚持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和地区现有行为规范。越美关系的改善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些趋势。

对越南而言，中俄美日各亚太地区大国在不同领域都与越南有战略利益的契合点。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俄最大优势是与越南没有任何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同时在各个领域又有着传统的合作关系。俄罗斯难以取代其他大国对越南的重要性，但可以平衡和缓冲其他大国对越南的影响和压力。因此，越南今后的外交战略很可能是以俄越关系为战略支轴，同时推动与其他大国的平衡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