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欧盟的标准来否定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成就，因为评价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成就比较低的一个原因，就是用欧盟标准来衡量东盟。总体上东盟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内部凝聚力缓慢增强，但是又不至于完全只有一种声音，也不会朝着解体和失控方向发展，将会维持一个较为松散的整体形象。

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亚细安南中国海对话中，彼此不给“面子”有害无益，而互相给“面子”则有益对话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在云南主场举办的这次特别外长会议对于落实“双轨政策”来说无疑是好事，而双方落实共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的前提则有两个：一则，亚细安在南中国海安全以外则不应在主权纷争上持有立场；二则，充分确保南中国海对话的政治平等及按照这个原则来充分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开展“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与早期成果的落实。

从中国外交哲学来讲，我们在对待区域合作问题上，强调合而治之，我们支持东南亚走符合自身区情的合而治之道路，支持东盟扮演核心作用。同样，东盟也为区域合作提供了自己的实践和知识。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概念，我个人认为比欧洲一体化概念要更适合东盟地区发展以及东盟和中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与其按照欧洲一体化理论来对照自己的发展，还不如切实以互联互通理论来探索出发展中地区区域合作的新路来。在这方面，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工作可以在各个层面、环节、领域来逐步推动。而且东盟国家和中国可以一起发展国际法中的中立思想和制度，彼此在发展地区和平发展的国际法体系上也能做很多。

杜特尔特与左派之间的亲密互动，主要还是源于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以及执政风格上的实用主义。不过即使如此，杜特尔特与左派的“亲密接触”还是可能对未来菲政局投下变数。菲律宾政治社会中长期存在强大的反左力量，包括：首先是那些政治精英与家族，他们垄断了大量的政治资源与财富。其次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天主教教会。第三是长期与菲共新人民军作战的军队。第四是影响无处不在的美国的反对。面对左派力量的增长，这些力量都是十分警惕的。一旦出现对他们根本利益不利的政策变动，不排除他们可能联手制造各种政治风波，从而使菲律宾政局陷于前所未有的变数之中。

发展越美关系并非以牺牲越中关系为代价。河内并未“选边站”，而是尽最大努力同时推动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使其成为一种正和博弈。对越南而言，“选边站”的做法既不适当也不可行，因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但两国正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加重视避免军事冲突、提升各领域的合作。越南是个需要密切体察中美关系变化的小国，它对中美之间直接冲突或相互妥协异常关切。河内的这种关切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历史经验表明，越南在冷战时期就曾受到中美关系起伏的影响。因此，越南最佳的政策选项是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两国为友，在东盟中扮演积极角色，坚持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和地区现有行为规范。越美关系的改善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些趋势。

对越南而言，中俄美日各亚太地区大国在不同领域都与越南有战略利益的契合点。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俄最大优势是与越南没有任何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同时在各个领域又有着传统的合作关系。俄罗斯难以取代其他大国对越南的重要性，但可以平衡和缓冲其他大国对越南的影响和压力。因此，越南今后的外交战略很可能是以俄越关系为战略支轴，同时推动与其他大国的平衡外交关系。

杜特尔特或许能够打开中菲对话之门，实现中菲关系的软着落，但是改变菲律宾对南海觊觎之心的愿望将会落空。针对菲律宾产生的新总统，中国不应该抱有过度的浪漫主义遐想，毕竟中菲变量不能决定南海格局。即使新总统具有改善中菲关系的可能，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提高新的战略机遇，但是改善空间和机遇大小仍值得商榷。因为近期菲律宾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出强制仲裁结果即将公布，中菲关系会遇到新的挑战，至于杜特尔特总统对中国善意的表态是否能够兑现，需要时间的考验。

从目前情况看，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显然会与前任阿基诺的过度亲美政策渐行渐远。他将更多的考虑推动与中国和解，带来的投资、贸易、旅游以及恢复中国对菲律宾的发展援助所获得的好处。同时他也很难抗拒美军进驻菲律宾给他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负面效应，这可能对菲律宾的长期利益带来损害。因此，杜特尔特政府必须坚持两面下注的外交政策。另外2017年菲律宾是东盟轮值主席国，杜特尔特的立场对不断发酵的南海危机有实质影响，南海危机似乎会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非常大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也可能成为中菲关系改善的机会，但中国目前不是菲最大贸易伙伴，而是排在美、日之后，这对处理菲与中美关系是个大挑战，在两者之间搞平衡很难。

由于当前特殊的国际环境，越南的以“将南海争端国际化”为主要导向的外交政策不仅在美国、日本方面取得了不少正面的反馈，也没有妨碍其与传统伙伴俄罗斯进一步增进关系深度。鉴于其实际效果，越南无疑还将继续坚持这一外交方针。对中国来说，也应当明白越南之所以能够在大国和周边外交中看起来“长袖善舞”，绝非是因为其外交政策的巧妙和自身力量的强大，相反只不过是利用了当前的国际格局和气氛。从这一角度而言，是中国而非越南处于实质上的主动地位。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才能对越南的“南海问题国际化”外交做出长期妥善的应对。

除了“民主牌”外，日本在缅甸能打的牌其实不多。金元攻势就是日本手中最后的王牌。但在经济层面看，与GDP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相比，日本对缅甸的吸引力并没有优势。昂山素季虽然被称为民主派，但她并非书斋里的理论家，而是靠政治运动起家的实干派。因此她在外交上恐怕也会相当务实。早在岸田到访一个月以前的4月5日，昂山素季已经与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这表明对昂山素季来说现在还不是在中日间“选边站”的时候。缅甸在外交上的选择必定会从本国的实际利益出发，日本手中被冠以“民主”名义的空头支票未必能起到“联缅制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