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法草案公投之后，泰国政治将呈现几大特点。第一，军人和权贵派仍将长期掌权。2017年大选后的总理很可能出自军方，至少是权贵集团认可之人。第二，政治分裂与党派纷争仍将持续，时而会激烈，乃至酿成新的流血事件。军人政权的暂时得势不但无法根除泰国的社会矛盾，反而会遭到反对派报复，军人揽权仍隐藏着危机。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与美国关系发展迅速。越南调整对美政策是其“融入国际”总战略的需要也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同时是越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在新形势下以新思维布局国家外交战略的体现。尽管经贸投资是越美关系发展的推动力，但在双边与多边机制下加强与美国的国防安全合作则是提升越美关系的重要领域。南海问题无疑是越美两国近期合作的战略聚合点，但越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分歧，则是两国关系长期发展需要面临的挑战。越美关系未来会继续深化，但既合作又斗争特点将愈发突出。

从美国的利益上来看，美国对缅甸的需要越来越少，美国想利用缅甸来制衡中国的成功率可以说很小。而且昂山素季如果选边站队，也的确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她选择了美国，缅甸经济上就会因为失去中国而蒙受巨大的损失，安全上也得不到美国的什么好处。美国若和缅甸进行安全合作，接触的则是以缅甸军队总司令敏昂莱为首的缅甸军方，这股力量和之前的军政府一脉相承。军方既是昂山素季寻求和解的对象，也是昂山素季不得不提防的一股势力。军方和民政府之间既竞争有合作，所以昂山素季和美国的安全合作空间有限。昂山素季访华是对中国方面做出保证，你来给我投资，我来给你提供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让你在缅甸可以盈利，这是双方的一个共同的过程。如果昂山素季想要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对中国做出保证。

近年来，美、欧、日等成功向缅甸经济社会改革植入了很多自己的理念，未来，其与缅甸未来的经贸合作，反而会更顺畅，却可能会持续让中缅经济合作受制于他们的一些规则，推进起来别别扭扭。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把握中菲关系，需要对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有一个清晰的定位。首先，近期内，南海时局的核心议题将是仲裁案的后续影响，以及南海岛礁建设及其军事化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唱主角的是中国和美国，而中美博弈的实质是地区秩序主导权问题。其次，受国内外因素的制约，杜特尔特很难大幅调整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对华示好。而即使中菲关系缓和，也只能是局部缓解南海的紧张态势，不会在短期内真正解决南海问题。对于一个试图发出善意的杜特尔特政府，中国应该听其言，观其行。

菲律宾学者希望中国遵守仲裁，他们认为仲裁结果有很强的约束性。他们觉得菲利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灰色地带，维护了自身权益。从这方面来说，他们更多地认为他们是这场仲裁案的胜利者。我们可以说这是“司法投机”，但他们看来，中国很难回避这个判决。不过菲律宾学者认为中菲关系还是要回归理性，回归经贸合作。他们也期待中国去投资。从这几点看，中菲关系、中菲合作动力还是蛮足的。拉莫斯访华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是让中菲重建互信。这非常重要的。领土争端核心还是政治互信的问题。虽然南海仲裁了，但来总比不来好，建立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谈不谈得出结果是一个问题，能够谈判就是正面的事情。

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并不能衡量东盟的成败。实际上，正是过多地关注南海议题，反而干扰东盟在其他地区事务上的关注，损害了地区合作的有效性。这次外长会议公报排除仲裁议题的干扰，着重分析了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挑战以及应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和原则，紧扣了地区合作这一外长会议本应有的主题。也必须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东盟拥有共同的利益，也必须发出共同的声音。致力于这些议题与利益，而不是被少数议题与绑架，才有利于东盟的团结。

东盟的发展，展示了东方智慧和东方文化的开放、包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南海可成就东盟共同体建设，错误处理南海问题也可能阻碍之。把握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知行合一原则，南海就将成为合作之海、友谊之海、和平之海。这就是南海仲裁闹剧后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成功的启示。

随着仲裁尘埃落定，菲律宾和中国可能不得不在四种情景中作选择。相应地，其结果可能会被美国和东盟成员国强化或削弱。四者中，“稳定情景”对马尼拉、北京、华盛顿和东盟来说是最可取的。中菲接触导致双方开始真正的对话，地缘政治问题因此减轻，经济发展中的互惠互利获得支持。此刻，中国和菲律宾正面临历史性机遇窗口，去重新调整双边关系，让地区经济战略重获发展动力。它要求各方冷静、慎重、妥协。这殊非易事，但远胜其他选择。

我多么希望当初文莱、马来西亚等其他声索国的领导人能像我们的阿基诺三世一样轻易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向中国发起诉讼，而我们在旁边围观。那样的话，我们可比现在的境况好得多。而实际上，上述国家根本不会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态度，更不必说告上法庭了，他们内心算计得很清楚：与中国之间保持友好关系更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