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庄园峰会已落下帷幕。此次非正式会议表明美国与亚细安关系持续增进的同时，也反映了双方的相互需求和步调不一的关系。美国与亚细安虽非貌合神离，但此次会议至少表明，美国尚未完全“读懂”亚细安，尚不能完全尊重亚细安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角色与地位。与此同时，此次会议也无疑彰显了亚细安－中国－美国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则恰恰需要中国与亚细安增进对话与合作关系来促成，也离不开美国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在很多东盟国家看来，维系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的确十分重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有留住美国，这些国家才能更加安心地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无论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还是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东盟国家都不会以牺牲自身的独立自主为代价。即便是中国实力的上升引发了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担忧，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获得了东南亚的通行证。东南亚国家追求平衡的心态决定了，中美任何一方的“用力过猛”，都可能激起这些国家的政策回调。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与东盟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理解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渴望，看到东盟内部不愿与中国为敌的力量，在今后，我们或许可以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美国的“来来去去”。

中国可以顺应均衡化趋势，对参与东亚峰会的策略进行综合性的再设计，推进亚太秩序的良性构建，可概括为“积德行善、树威立规、和局共赢”。 积德，中国要坚决防止以势力范围思维模式经营东南亚。行善，中国可以倡导“发展+”模式助力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树威，中国应该以“修己安人”的理念发展自己，安定别人。立规，中国可以与东亚峰会成员共同塑造亚太规则。和局，中国可以在东亚峰会框架内外推进各战略力量的良性互动。2016年，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进入新阶段，根据亚太形势的新发展，重新设计东亚峰会参与策略，积极参与东亚峰会进程，或可对亚太良性互动起到不错的效果。

雅加达恐袭事件再次表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仍然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从理论上来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产生及持续存在，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社会与人类关系发展呈现出扭曲的结果。因此，为更好地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印尼和东盟需要通盘考虑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更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与协调合作的举措。

越南对华政策仍将大致延续以前的思路，即对党际关系主要是起着一种“托底”的作用，让双边关系不致太过恶化。但南海争端等事态的走向仍是影响中越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争端管控不好，双边关系不但不会好到哪里去，还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与恶化。总统大选不可能改变菲律宾社会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亲美这一基本面。所以，新政府仍然会维持与美同盟这一基本战略。即使中菲两国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均不相同，但唯一的障碍只是南海争端，只要这方面的问题缓和了，双边关系即可全面恢复。2016年的中缅关系将从一种特殊的双边关系转型为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脱离了意识形态等方面考虑、建立在国家间利益基础上的正常国家间关系能够更为持久。

尽管中越还存在南海争端，双方发生一些分歧和矛盾也在所难免。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越关系存在着“合作与斗争”的阶段性特点。只要中越双方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共同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的企图，那么中越解决彼此分歧的政治意愿就会更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就会更坚实。

香蕉战、政治安全争端没有对双边贸易造成重要影响；贸易增加也没有反过来促进双边政治安全关系的增进，也未能推动阿基诺改变南海政策。因此经贸手段效果有限。在南海争端得到缓和、管控前，菲律宾不太可能成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这也反映出，经贸外交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对于维护政治安全关系而言，其作用一般是“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炭”。我们应正视安全问题，必要时还是要以安全的思路解决；了解个体的差异性，推行差异化经贸外交策略；改善我对外经贸行为（主要是企业主体，环境、腐败方面）。

相比当年欧共体经济自主且主要国家均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东盟共同体的经济自主能力相当孱弱，无法和欧共体相比。此外更大的困境是，东盟共同体面临着更窘迫的地缘政治困境。东盟十国在中美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此情势下，东盟共同体在政治上也很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更难以成为欧盟那样独立的一极。

外国投资者希望东盟执行清晰和一致的法规。这或许是个问题。“东盟模式”看重共识。这种模式缺乏统领全局的抱负，这既是一项优势，也是一项弱势。成立50年以来，东盟一直采用极为柔和的策略，避免了主权共享以及单一货币，这二者在欧洲均已变得极富争议。一直以来，东盟维持着一体化的推进，而居然几乎没有造成多少摩擦。从稳步减少关税到促使缅甸重回受尊敬国家的行列，东盟取得了低调的成功。然而，胡萝卜和共识只能帮它到这里了。那些期望看到亚洲腹地出现一个增长更快的“新欧洲”的人，肯定要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