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越还存在南海争端，双方发生一些分歧和矛盾也在所难免。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越关系存在着“合作与斗争”的阶段性特点。只要中越双方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共同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的企图，那么中越解决彼此分歧的政治意愿就会更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就会更坚实。

香蕉战、政治安全争端没有对双边贸易造成重要影响；贸易增加也没有反过来促进双边政治安全关系的增进，也未能推动阿基诺改变南海政策。因此经贸手段效果有限。在南海争端得到缓和、管控前，菲律宾不太可能成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这也反映出，经贸外交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对于维护政治安全关系而言，其作用一般是“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炭”。我们应正视安全问题，必要时还是要以安全的思路解决；了解个体的差异性，推行差异化经贸外交策略；改善我对外经贸行为（主要是企业主体，环境、腐败方面）。

相比当年欧共体经济自主且主要国家均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东盟共同体的经济自主能力相当孱弱，无法和欧共体相比。此外更大的困境是，东盟共同体面临着更窘迫的地缘政治困境。东盟十国在中美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此情势下，东盟共同体在政治上也很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更难以成为欧盟那样独立的一极。

外国投资者希望东盟执行清晰和一致的法规。这或许是个问题。“东盟模式”看重共识。这种模式缺乏统领全局的抱负，这既是一项优势，也是一项弱势。成立50年以来，东盟一直采用极为柔和的策略，避免了主权共享以及单一货币，这二者在欧洲均已变得极富争议。一直以来，东盟维持着一体化的推进，而居然几乎没有造成多少摩擦。从稳步减少关税到促使缅甸重回受尊敬国家的行列，东盟取得了低调的成功。然而，胡萝卜和共识只能帮它到这里了。那些期望看到亚洲腹地出现一个增长更快的“新欧洲”的人，肯定要失望了。

合作是实现各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是密切合作的重大举措。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是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重点。中国-东盟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民心相通是丝绸之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人文交流可以为深化双方合作筑牢民意基础，友好合作的薪火得以传承。实施《东盟2025：携手前行》愿景文件与“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有机结合，促进两者相辅相成。抓好早期收获项目。发挥早期收获项目的示范效应，提高各有关方合作的积极性。

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及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愿景，是一项内容极其丰富的系统工程，它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首先是共商。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就是一种形式的共商。通过研讨，深刻认知海上丝路建设对沿线各国的价值，准确评估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就如何共商、共建、共享提出有益的看法和意见，这就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光荣使命。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近年来也受到一些干扰，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南海争议问题。这一问题本应通过直接当事国谈判协商解决，但在美国等域外国家高调介入之下，被炒作成南海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问题，同时也被东盟成员国中的部分声索国所利用，给中国—东盟合作造成一些阴影。即使如此，中国也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争议问题，希望各方能够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深化海上务实合作；并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争取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中国和东盟能够把双方的意见放到桌面上来谈，而且努力避免南海问题对双边合作的大局造成损害，实际上也是中国—东盟关系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现。

中国向来秉持不干涉内政方针，在缅大选后，已表示尊重缅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继续奉行对缅友好政策，尽所能帮助缅发展。在此背景下，若缅新政权全面倒向西方，将中国排挤出缅甸，无疑是在走一着险棋，会毁掉它获得的战略空间和资源。昂山素季及其所领导的民盟不可能这样做，缅甸远未到选边站的地步，事实上，考虑到中国同缅甸现政权及背后的支持者军方这些年来发生的芥蒂，甚至有理由对民盟上台后中缅关系的发展持一种乐观态度。因为昂山素季和民盟没有历史包袱，这样或许反而能使他们在缅中关系上轻装上阵，大胆开拓。

东盟经济共同体即将宣告建成，但这并不意味一体化进程的终结。各成员国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区域法律法规不健全、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诸多挑战。尽管面临不少困难，但日趋完善的合作机制，日益深化的区域合作，以及东盟各国领导人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强烈政治意愿，为东盟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各国共同努力下，东盟共同体建设将扬帆启航，破浪前行。

缅甸军方放松对权力的控制，既有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和军事保障)，又有理性基础(相对控制比绝对控制收益更大)，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还能带来道义上的收益。缅甸军方放松对权力的控制，显然是出于理性选择的考量。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军方和巩发党在缅甸政坛的关键性角色和核心地位，在短时间和可预见的范围内都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