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合作应对恐怖主义、毒品贩运、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跨境犯罪问题取得重大进展，是全球安全倡议在地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面对网赌电诈等共同安全威胁，中国和东盟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和“搬不走的邻居”，势将共同担负起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与使命，全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克伦邦的军事割据格局共有缅甸国防军、克伦边防营和三家克伦民地武。这五派势力合纵连横，既合作也竞争。缅军用克伦边防营来牵制三家民地武，但边防营的“三苏”也是妙瓦底电诈园区的最大“保护伞”。同时，三家民地武与边防营长久以来盘踞在泰缅边境，与泰国警方、军方均保持着一定联系，穿梭于缅泰之间。由此可知，妙瓦底地区各派势力复杂，战事频发，想要打击电诈难度非常高，难以复刻缅北方案。宏观层面上，妙瓦底电诈涉及中、缅、泰三国之间的警务合作。微观层面上，涉及当地三家民地武关系、缅甸央地关系，因此打击电诈难度很高。

近日，菲律宾陆军司令表示将采购美制“堤丰”陆基中程导弹系统，遭到中国强烈反对。菲律宾此举旨在增加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并将地缘野心与美国目标绑定，同时还能打击国内政敌。菲律宾此举开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部署中导系统的恶劣先例，中菲双边关系因此蒙上阴影。不过，鉴于中国导弹防御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堤丰”系统的部署意义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小马科斯还作出如此举动，并非菲律宾人民的福音。

2024年，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东南亚地区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各国政局基本平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以“增强互联互通和韧性”为年度主题，东盟致力于推进区域合作，其“中心地位”受到各国普遍认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良好，时至年末首脑外交再掀热潮，彰显了彼此高水平关系的发展。但也应看到，因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菲关系陷入低谷，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中的不和谐音。为应对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可能出现的变数，中国与东盟国家应继续加强战略互信，聚焦区域合作，壮大和平稳定的力量。

目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东盟国家FDI流入量却逆势上升，创历史新高，成为世界各国引进FDI的热点地区。国际投资青睐东盟原因有三：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了跨国公司在该地区价值链的投资；各国加快产业转型吸引了外资在数字产业和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投资；东盟各国积极调整外资政策和改善营商环境。不过，在全球FDI低迷的情况下，未来东盟引进外资也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马科斯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关系破裂已成定局，杜特尔特必须回归其政治生命的“大本营”达沃市，才能稳住家族的政治命运。尽管杜特尔特家族掌控达沃市已数十年之久，但小杜的政治魅力和政治形象远不及父亲，因此，为稳住基本盘，防止反对派联盟竞争该职位，老杜只能重操旧业。而且，只有赢得地方选举，杜特尔特家族才有盘活乃至谋求进一步对抗马科斯家族的可能。鉴此，马科斯或许有应对之策，但要在短时间内做到，力有未逮。

阮富仲的逝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兄弟、好朋友，但两国深厚的友谊、共同的目标确保中越两国关系仍将平稳向好。

7月8日，日本与菲律宾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这将使日菲安保合作的紧密程度与制度化程度得到质的提升，也标志着日菲安保合作已具有准联盟属性。日菲《互惠准入协定》是日本分别与澳大利亚、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之后的第三份具有准联盟性质的安保合作文件，也是日本与亚洲国家签署的唯一一份《互惠准入协定》。近年来，日本政府在日美联盟合作的基础上，不断与其他国家开展具有准联盟性质的双边或小多边安保合作。日本准联盟合作出现明显的泛化与网络化趋势，对亚太地区秩序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力量互相强化，正加剧世界秩序的重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东盟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最有价值的外交领域。总体上来说，我们这些年对东盟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从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来看，当美欧把战略重点从印度转移到东南亚以后，东盟这个平台会遭遇什么样的压力？我们要如何从东盟的角度看待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我觉得，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需要考量。我们有必要从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经贸体系的重塑、意识形态之争等各个方面来看待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从而更接近东南亚的经济、政治现实。这也有助于我们出台更有效的外交政策。

萨拉彻底退出小马科斯政府内阁，标志着菲律宾执政的团结联盟正式走向决裂。菲律宾杜特尔特和马科斯两大家族之间的斗争将开启菲律宾国内政治版图的重构阶段。需指出的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与菲律宾政局变化没有必然关系。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并不因菲政权变化而改变。中国希望中菲关系能趋向稳定，最大程度地免受外界干扰。只有这样，南海局势才可能趋向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