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印度“国名之争”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但另有观点认为，该企图背后隐藏着更深远的政治意图。一国之名往往反映了该国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构想方式。印度国名之争是其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该争议将继续影响印度的内政和外交，我们依然需要观察当今的印度到底如何设想自己。

印人党政府看来，国内层面，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是需要拉拢团结的首要群体，推行“反穆色彩”的国内外议题可达此目的。国际层面，印度“扩大战略空间”意图始终面临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压力。此外，以、印同样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具有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天然和共同的利益”。同时，以在美政治和战略中影响巨大，是重要政治杠杆。受上述思想影响，冷战后印度的中东外交政策，在巴以问题上出现明显偏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涵盖犹太复国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基督教十字军的联盟可能正在形成，这种联盟一旦成型，必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层面形成复杂的勾连和共谋。

表面来看，印加政府若向对方退让，不仅会被反对派抨击，也必将损及领导人尊严和威信，触动执政党竞选根基，甚至国家“荣耀”。从深层意义上讲，印度与西方国家远非“铁板一块”。双方强化合作并非出于“共同价值观”，而是出于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需要。这种为共同利益而淡化分歧的做法终有一天会“爆雷”。可以预见，未来此类事件会持续上演。

印度一方面想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谋利，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它也利用美西方对自身的战略需求，积极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有时甚至有些有恃无恐。从历史上看，民主化进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风险，如果长期滥用民族主义牌和民粹主义牌，很可能恶化自己的国际形象，对印度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可能正处于某个危险的关键点。

塔利班重新掌权两年来：政治上，阿富汗比2001年以来都要稳定。经济上，当前阿富汗正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安全上，阿境内还活动着一批跨国武装势力，但性质和立场与“911”事件之前有很大变化。外交上，尽管塔利班并未在外交领域取得根本性突破，但未被完全孤立。由此可见，塔利班给阿富汗带来了巨大改变，只是它并未完成人们期待中的蜕变和涅槃。

如果IMEC进展顺利，其对中国及“一带一路”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毋庸讳言，该项目的某些参与方对中国及“一带一路”抱有竞争性意向。但这种竞争意向的存在，和它会不会真的构成挑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现有情形来看，只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因地制宜、注重实效，IMEC大概率不会构成挑战甚至威胁。因此，对IMEC，中国可在有利于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前提下，以“乐见其成、相机合作”的开放态度，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美印等国近期对标“一带一路”倡议，宣布将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但其落实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美国政治选举对项目的延续性形成挑战，美国经济情况无法支撑项目落实成本，以及难以调动项目内其他成员国。诸如IMEC之类的以美国主导的合作框架，本质上是为美国巩固自身“全球领导力”、限制中国服务的，无法真正惠及沿线国家，这也决定了它们往往难以持续。

非盟正式加入G20，对于提升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与参与度意义非凡。此举也被印度媒体推为其外交方针和不懈努力的功劳。但非盟正式加入G20早在2022年便已成为较广泛的国际共识，中法美及众多非洲国家均希望非盟加入G20。而印度利用G20轮值主席国身份，开展一系列行为，“顺水推舟”，有着突出自身作用，淡化他国角色的意图。印一直寻求争取“全球南方”领导者地位，做足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情而争取“入常”，同时基于当前全球各国对非关系来强化对非布局。印度对“全球南方”的承诺带有明确的利己、排他的实用主义特点。对此，中国应基于人类共同前途命运关心的倡议，为全球南方国家谋发展、造福利，以应对当前的形势和局面。

倘若印度真能以战略自主、公平公正原则来处理与各方的关系，那它确实有可能实现“多向外交”的总体平衡，甚至成为沟通各方、消除误解、缓和矛盾的桥梁。只不过，印度的“多向外交”有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动机，这必然使印度的“多向外交”走偏走歪甚至走向死胡同。因此，印度理应把更多资源投入到聚焦发展议题、解决发展赤字的多边机制，对那些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阵营化对抗的小集团，则应避而远之。

作为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印度自独立之日就有“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之战略雄心，也具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本条件，但无论是在安全或发展领域，印度若想成为“净提供者”都有系列亟待克服的重大问题。“重建罗摩盛世”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印度自己的努力，而正视差距永远是缩短差距乃至迎头赶上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