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印度在红海危机中表现得异常高调。一面进行穿梭外交、呼吁维护“通道安全”，一面增派人员军舰、着手强化军事存在。这些举措，既是印度因应危机的应急之举，更反映其顺势布局的长远考量。不过，印度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径并不在于“秀肌肉”“刷存在”，更不应借机“夹私货”，而应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共同为缓解红海局势作出积极努力。

对于莫迪倾力打造的“新印度”而言，罗摩庙的落成及其背后的喧嚣无疑宣告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罗摩庙从规划到实现的过程恰好映射了莫迪治下的“新印度”图景，即印人党政治强势、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与财团垄断经济的“三位一体”。印度街头挥舞的橙色旗帜和此起彼伏的“我主罗摩万岁”呼喊声，将莫迪治下的印度带向前所未有的未来。

2023年，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两次举办G20峰会和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刷新了国际存在感。印人党在邦选举中获得胜利，巩固了执政地位，2024年大选前景看好。总体来看，虽然仍然存在很多隐患和问题，但印度已加速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步伐。

莫迪在2024年大选中胜选的可能较大，但或发生其支持票数大幅减少的情况。若莫迪成功连任且印人党仍能单独组阁，印度将有能力继续推行既定内外政策：即民族、国家重构的国内政治议程，促进印度制造业发展、实现“对华产业替代”的经济议程，利用美国“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推动全球产供链向印度转移并实现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的外交议程。但即使莫迪及印人党下台，莫迪执政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与外交议程也恐仍将继续，区别只在于执行力度不同。

受经济民族主义、对华竞争战略、渔利中美博弈等多重因素驱动，近年来印度持续推进对华“经贸脱钩”政策。不过，无论从中印经贸关系而言，还是从全球市场来论，印度对华“经贸脱钩”近乎是不可能的。由此而言，再加上中国和印度是搬不走的邻居，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印度应该以“合作共赢”而非“零和替代”的思维来对待双边经贸关系。

诚然，印度经济近年来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也蕴藏着巨大发展机遇，但只有全面、系统、辩证地理解印度经济，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印度经济的“里”和“势”。对印度经济的认识需要破“三论”，即：“印度世纪论”“增速决定论”和“人口红利论”。

美国尽管对印度多有粉饰，但无法掩盖双方意识形态差异。锡克问题扯下了美印“价值观同盟”遮羞布，暴露了美印深层次矛盾，说明美西方主张的“民主”“人权”“多元”与莫迪政府“国族重构”价值观南辕北辙。美印所谓的“志同道合”无非是基于“遏华”的权宜之计，双方意识形态矛盾持续存在，并决定了美印合作的“天花板”。

目前，虽有外媒不断炒作穆伊兹要求印度撤军是“亲华”表现，但实际上这是其对竞选承诺的兑现，是对本国民众希望国家独立且不受外部力量干涉诉求的回应，也是对萨利赫政府过于强调“印度优先”政策的适当回调。马尔代夫不愿意卷入大国博弈，希望以国内发展为先，通过国际合作尽快推动经济增长、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当前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加紧拉拢印度，将其打造为“印太”战略前哨，同时打压巴基斯坦。在此情况下，中国和巴基斯坦战略认知高度契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年来成果丰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中巴强化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国际格局的稳定。

随着中东巴以冲突再起，印度与加拿大的外交风波逐渐淡出西方主流媒体视野，莫迪政府似乎成为此次外交争端中的“最大赢家”，在外交与内政上均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莫迪政府的强势作风并非毫无成本。一方面，“境外杀人”的嫌疑将给印度苦心经营的国家形象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任性”的印度已对美西方的国内政治与族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抬升了美西方对印度崛起的焦虑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