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1日，美国和印度签署“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下称“倡议”），提出两国高水平科技合作的构想。美国和印度在科技合作上互补性强，“倡议”的签署，既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需要，也为印度借力寻求科技水平跨越式跃升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美印间的政治、产业互信仍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倡议”实施的效果仍待观察。

平民党是一个新型印式民粹政党。其借助社会公平议题打破传统的地域、族群与阶级隔阂，以此团结受“腐败精英”剥削的“普罗大众”。而且得益于资深社会运动人士的广泛参与，它在创立初期便在选举中出台兼具吸引力与可操作性的施政纲领，成为了地方执政党。可在此过程中，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投机愈发明显，党内凝聚力不断稀释。此外，它目前尚不具备在内政外交中提出替代印人党的方案的能力。但尽管如此，它依旧是印人党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之一。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其政府、媒体、社会各界及不同群体之间无法画上等号，客观上，他们的对华态度有着细微的温差。当前，制约中印关系的负面消极因素虽然很多，但也存在推动印度对华政策重回务实轨道的理性积极因素。

印度的“印太战略”和美国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即对冲“一带一路”，制衡中国。印度在经济上还希望通过“印太战略”建立取代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有鉴于此，当前和今后十年，我认为，中印可能主要是以对抗性和竞争性为主。

2022年南亚地区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局势均呈现“冰火两重天”景象，印度经济表现“一枝独秀”，且政局平稳，而南亚中小国家均陷发展困境，政局普遍陷入动荡。与此同时，印度亲美疏华更加明显，相应地美国不断加大对南亚介入力度，持续加大对印战略拉拢，对地区中小国家诱压不绝。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屡屡让外界唱衰中国经济，同时也让美西方及印度精英认为印度将迎来经济繁荣增长、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绝佳时机。但在莫迪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高级驻地代表乔希·费尔曼（Josh Felman）眼中，印度存在投资风险太大、政策内在导向性过强，及宏观经济失衡严重这“三座大山”，严重阻碍着跨国企业的投资意愿，与发达国家、东盟国家及中国相比，工业能力薄弱且“软件缺陷”明显的印度优势并不突出。作者认为，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力量或地缘政治的问题，更需要印度自身做出重大的政策转变。

中印同为人口规模超大的发展中大国，都面临国内发展优先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强对话交流，促进两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合作，可为中印关系发展提供新动力。而且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开辟现代化新模式，两者相辅相存、相互促进，如何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构建起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进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值得我们深思深虑、久久见功的重要议题。

印度参加上合组织可获取多重益处，更重要的是在乌克兰危机及美印关系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印度坚持其所声称的独立自主外交传统展现其追求大国地位的雄心。然而，如何增强印度在上合组织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尤其是以超越国别的视角积极推动该组织在区域治理、安全合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对莫迪政府外交智慧与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

对标榜“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而言，苹果公司入场深耕印度市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首先，这将进一步带动印度手机制造业产业链集群发展。其次，苹果公司进场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将鼓舞莫迪政府在其他领域复制产业政策。对中国而言，这或许是在告诉我们，是时候认真审视“印度制造”的实力和前景了。但同时，“印度制造”能给“中国制造”带来多大压力，关键还在于我们自身。

虽然印裔在欧美国家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目前他们在印美、印英等双边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仅是促进性的，这些双边关系转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英等国和印度国家利益的接近及政府间的推动。总之，在印度外交方面，印侨与印裔虽可在特定议题和特定国家发挥桥梁作用，但这不稳定也不连续，而且也并非总是有利于印度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