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加紧拉拢印度，将其打造为“印太”战略前哨，同时打压巴基斯坦。在此情况下，中国和巴基斯坦战略认知高度契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启动10年来成果丰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中巴强化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国际格局的稳定。

随着中东巴以冲突再起，印度与加拿大的外交风波逐渐淡出西方主流媒体视野，莫迪政府似乎成为此次外交争端中的“最大赢家”，在外交与内政上均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莫迪政府的强势作风并非毫无成本。一方面，“境外杀人”的嫌疑将给印度苦心经营的国家形象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任性”的印度已对美西方的国内政治与族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抬升了美西方对印度崛起的焦虑与不安。

印欧经济走廊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具体落地项目，美国将自身地缘政治企图与其他参与方的经济收益预期相结合，将各方既有互联互通计划进行了整合。美国有意将其打造成在中东和欧洲地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互联互通项目。鉴于，目前IMEC仍停留在“谅解备忘录”层面，虽然参与各方都对走廊予以高度期待，但较多国际舆论认为，走廊建设面临政治意愿强弱、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影响与资金投入能否到位等多重挑战，且美国的地缘政治图谋只会使走廊建设更加复杂，因此该走廊更像是“画大饼”。

B.K.夏尔马是印度退役少将，曾指挥位于中印边境的印度山地部队，目前担任军方智库印度三军协会主席，该协会专门从事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研究，与印度国防部、各军种的司令部和国防院校保持密切联系。在本届香山论坛上，凤凰网对话夏尔马少将。他基于印方立场，希望中印双方能够继续深入沟通，保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达成双赢的局面。

目前中巴双方携手努力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走廊建设迎来新机遇。同时，走廊项目推进的困难正在上升，正面临国内外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对此，走廊安全不能仅从被动地加强安保着手，而是要求从中巴合作大局出发，将中巴联合反恐提上中巴合作的首要日程。同时应更现实地重新评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意义，而不应人为地拔高其战略价值、使走廊承载其不应承受之重。政治方面，中国要持续做好巴各党派工作，防止走廊建设成为其争权夺利的话题和工具。同时，与巴方加强政策沟通，加大公共外交力度。对于国际因素的干扰和破坏，重点要做好印、美的工作。同时要保持走廊建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大力推进第三方积极融入走廊合作进程。

有人认为，印度“国名之争”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但另有观点认为，该企图背后隐藏着更深远的政治意图。一国之名往往反映了该国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构想方式。印度国名之争是其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该争议将继续影响印度的内政和外交，我们依然需要观察当今的印度到底如何设想自己。

印人党政府看来，国内层面，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是需要拉拢团结的首要群体，推行“反穆色彩”的国内外议题可达此目的。国际层面，印度“扩大战略空间”意图始终面临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压力。此外，以、印同样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具有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天然和共同的利益”。同时，以在美政治和战略中影响巨大，是重要政治杠杆。受上述思想影响，冷战后印度的中东外交政策，在巴以问题上出现明显偏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涵盖犹太复国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基督教十字军的联盟可能正在形成，这种联盟一旦成型，必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层面形成复杂的勾连和共谋。

表面来看，印加政府若向对方退让，不仅会被反对派抨击，也必将损及领导人尊严和威信，触动执政党竞选根基，甚至国家“荣耀”。从深层意义上讲，印度与西方国家远非“铁板一块”。双方强化合作并非出于“共同价值观”，而是出于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需要。这种为共同利益而淡化分歧的做法终有一天会“爆雷”。可以预见，未来此类事件会持续上演。

印度一方面想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谋利，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它也利用美西方对自身的战略需求，积极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有时甚至有些有恃无恐。从历史上看，民主化进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风险，如果长期滥用民族主义牌和民粹主义牌，很可能恶化自己的国际形象，对印度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可能正处于某个危险的关键点。

塔利班重新掌权两年来：政治上，阿富汗比2001年以来都要稳定。经济上，当前阿富汗正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安全上，阿境内还活动着一批跨国武装势力，但性质和立场与“911”事件之前有很大变化。外交上，尽管塔利班并未在外交领域取得根本性突破，但未被完全孤立。由此可见，塔利班给阿富汗带来了巨大改变，只是它并未完成人们期待中的蜕变和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