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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春豪:认识印度经济需要破“三论”
发表时间:2023-12-27 20:13 来源:国际网
诚然,印度经济近年来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也蕴藏着巨大发展机遇,但只有全面、系统、辩证地理解印度经济,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印度经济的“里”和“势”。对印度经济的认识需要破“三论”,即:“印度世纪论”“增速决定论”和“人口红利论”。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普遍对印度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标普全球评级甚至预测印度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印度股市火爆推高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市值,使后者超过香港证券交易所成为全球第七大交易所,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

这一波对印度经济的关注,既是在全球经济形势总体严峻背景下印度经济逆势增长、取得不俗成绩的“逆行光环”所致,也有国际社会基于印度人口红利、转型机遇、市场规模等的“潜力股期待”因素,还有美西方在炒作“中国崛起见顶论”同时有意放大“印度世纪论”以实现“抬印贬中”意图的推波助澜。

诚然,印度经济近年来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也蕴藏着巨大发展机遇,但只有全面、系统、辩证地理解印度经济,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印度经济的“里”和“势”。对印度经济的认识需要破“三论”,即:“印度世纪论”“增速决定论”和“人口红利论”。

一破“印度世纪论”。该论调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是印度经济腾飞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印度有望维持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期,并崛起为全球第三大乃至第二大经济体。

摩根士丹利报告称,印度处于“前所未有的增长轨道”,标普全球评级预测印度在203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高盛公司则预测印度将在207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可否认,当前印度确实拥有一个相对友好的崛起环境。政治层面看,印度总理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地位较为稳固,政府决策效率和施政效能有所提高,有助于克服长期困扰印度经济发展的政治碎片化和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经济层面看,强劲的内需、庞大的市场、充沛的劳动力、数字经济和低碳经济带来的新动能,以及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出台的产业刺激政策,有助于为印度经济增长积聚动能。外交层面看,印度充分利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给其提供的渔利窗口期,通过深化与美国的科技、贸易、产业等领域合作为本国崛起“赋能”。

不过,上述崛起机遇并非都是“板上钉钉”,一些机遇有明显的时间窗口期,一些机遇本身伴随着风险挑战,还有更多的机遇在落实层面会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比如,数据显示,印人党在2014年、2019年大选中赢得人民院(议会下院,总议席543)的282席和303席,但穆斯林议员人数是“零”;随着印人党在联邦院(议会上院)的唯一一名穆斯林议员于2023年7月辞职,该党在人民院、联邦院以及全国31个地方邦和联邦属地议会的将近2000名议员,竟然出现了穆斯林议员“清零”的情况!显然,莫迪的“强人政治”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操弄宗教议程和民粹主义,但这对印度传统的世俗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不仅给印度和美西方国家的关系屡屡造成干扰,更意味着印度政府以强制弹压的方式处理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而从印度历史经验看,暗流涌动的民族宗教矛盾很可能成为印度崛起进程的“定时炸弹”。

再比如,印度期待加强与美国的科技和产业合作,推动本国现代化进程。美印正式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强调要打造“面向未来的技术伙伴关系”,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太空、下一代通信、量子科技等诸多领域。但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兑现承诺、印度在多大程度上能消化吸收,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美印2012年签署的“国防技术和贸易倡议”最后不了了之,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不愿向印度转移先进敏感技术。有印度舆论认为,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可能只是“新瓶装旧酒”,“印度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或许只能是组装美军用装备,并搭配印本土制造的外围部件”,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事实上,美西方舆论曾多次高调预测并吹捧印度崛起,也曾因印度经济遇到困难而发出“印度是褪色金砖”“别了,印度奇迹”的感叹,但印度并没有快速崛起也没有沦为“褪色金砖”,美西方每一波的舆论自嗨都输给了现实。印度国情社情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范式或模型来预测所谓的“印度世纪”,国际环境的复杂及其自身国情的限制,使印度很难复刻“中国奇迹”,“金子总是会发光”,但“发光的未必是金子”。

二破“增速决定论”。该论调认为,印度是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印度靓丽的经济数据表明“印度模式”的成功,也意味着印度有望成为发展中国家领头羊。

印度近年来较快的经济增速,是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底气,印度总理莫迪曾在2022年共和国日讲话中提出“2047年建成发达国家”的梦想。

客观而言,虽然遭受过国内激进改革的阵痛、新冠疫情的冲击等,但印度在过去十年保持了总体较高的经济增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即使算上2020年-5.8%的增速,印度在2014-2022年间也录得了5.7%的年均增速。2022年、2023年,印度都是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标普全球评级2023年12月报告预测印度“至少未来3年仍是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也有学者质疑印度经济数据的“水分”。比如,印度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马尼亚姆就认为印度经济崛起是“统计错觉”。

且不说印度经济数据的是否存在“水分”,但即使印度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速,这种“数字上的增长”也很难有效转化为“实际上的发展”。印度总理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推动古吉拉特邦经济快速增长,打造了“古吉拉特模式”,但古吉拉特邦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处于全印中等水平。2014年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83%,但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并未得到有效改善,甚至一度出现滑坡。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21/2022》,2018年之后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持续下降,2021年为0.633(全球排名第132位)。2010-2021年印度的年均人类发展指数增速平均值(average annual HDI growth)为0.88%,低于1990-2000期间的1.24%和2000-2010期间的1.59%。

此外,2022年,印度在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表现仅得分60.3(满分为100分),全球排名第121位;尽管印度贫困率从2005-2006财年的55.1%降至2019-2021年的16.4%,但是印度依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空气污染严重,90%以上的人口生活环境空气质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2020年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印度占据9席,等。

印度的贫富差距也大幅扩大,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财富增长大部分由富人获取,以至于有学者称印度为“富豪统治”(Billionaire Raj)。根据乐施会2023年初的报告《最富者的生存:印度故事》,“2012年到2021年,印度创造的财富40%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财富流向了底层的50%。印度亿万富翁的总数从2020年的102人增加到2022年的166人,而印度100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和大约是印度政府财年预算的1.6倍”。

在国际主流舆论为“印度高增速神话”造势的时候,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肖克·莫迪(Ashok Mody)2023年的重磅新著《破碎的印度——从独立到现在,人民一直遭到背叛》,可谓是对“增速决定论”的当头棒喝。阿肖克·莫迪指出,印度政府长期忽视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使得印度面临基础设施赤字、成熟劳动力赤字、公共产品赤字等问题,而莫迪政府经济治理的“盲目任性”更是加重了潜在危机。

三破“人口红利论”。该论调认为,印度不仅人口规模庞大,而且年轻人口占比较高,能够提供充沛的劳动力、维持较低的抚养比,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

纵观国际机构对印度经济的乐观预测,“庞大的年轻人口”都是重要指标之一。印度工业联合会(CII)2022年4月发布的《利用印度的人口红利促进增长》报告也指出,“虽然投资、改革和基础设施可能是印度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但劳动年龄人口的充沛才是最为确定的驱动因素。”

诚然,从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上来看,印度确实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印度政府2020年7月的官方报告《2011-2036年间印度和各邦人口预测》称,2011-2036年间,印度人口预计将从12.11亿增加25.7%到15.22亿,其中15-24岁年龄组的青年人口预计将从2011年的2.33亿增加到2021年的2.51亿,随后进入下滑通道减少到2036年的2.29亿。虽然青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从2011年的19.3%下降到2036年的15.1%,但新增的3.11亿人口中,15-5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占比高达81.4%。

不过,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并不等同于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源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人口数量,其还与人口的教育程度、性别平等、医疗水平等密切相关,而印度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

比如,印度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劳动力的素质,叠加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脱节错位,导致印度面临严重的失业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数据显示,虽然印度的基础教育入学率有所提升,但仍有高达29%的儿童未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其中大部分来自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宗教少数群体。此外,印度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仅为3%,远低于中国(24%)、美国(52%)、英国(68%)和日本(80%),这将严重影响印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此外,印度人力资源分布严重失衡,不同种姓、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性别的人力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失衡问题,北方印地语地区人口增速较快,但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落后于南方,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释放。另一饱受诟病的问题是,印度适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2000年的32%下降到2019年的22.5%,不仅远低于中国的68.6%,甚至低于孟加拉国的38.5%和斯里兰卡的37.6%;等等。

总之,印度虽然进入了“人口红利”窗口期,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收获“人口红利”,但受制于区域发展失衡、教育医疗水平滞后、性别歧视根深蒂固、宗教矛盾暗流涌动、就业程度难以提高等多重因素,要真正收获“人口红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此外,从目前的人口预测来看,印度生育率持续走低,或比预期更早更快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红利窗口期加速消退。

(作者为现代院南亚所执行所长,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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