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五角大楼的军事触角开始频繁向南亚小国展开。这既是美版“印太战略”加速布局的一个标志，背后也闪动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重魅影。但如果它继续高调推进，可能会加深相关国家舆论和民众有关美国正在“诱拉入盟”、逼迫“选边站队”的霸道形象。

印度自独立以来谋求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执念”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邻国优先”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以巴划线”特征，即对巴基斯坦以“防范和打压”策略为主，对其他南亚国家则以“怀柔拉拢”为主。不过，2021年阿塔重新掌权后，使印度对阿富汗政策“防范风险”的一面也变得更加突出，明显地将对阿政策与对巴政策相挂钩。但对巴、阿之外的其他南亚邻国，印有强烈的主导意愿，同时，印也寻求引领（排除巴基斯坦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莫迪执政后，伴随着中印关系的起伏，印度在保持与俄传统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同美西方的战略合作。印开始从“不结盟”向“多向结盟”转型。这表明，莫迪时代的印度外交在强调战略自主的同时，更多体现出有别于制衡、追随或中立的对冲性政策选择。所谓的“多向结盟”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夯实印度战略自主地位为宗旨、以美西方为侧重进行议题式战略合作。该战略重在强调印度与美西方在战略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同盟化，但却刻意回避了军事层面的同盟化，避免被美国拖入军事冲突。

“一党独大”的长期态势使莫迪在国内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控局能力，也使得他在外交上不必顾忌反对党与议会的意见，以现实利益为导向采取更为灵活的外交立场。同时，疫情的扩散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本土倾向，促使莫迪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比之前更内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拥抱全球化的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由此观之，莫迪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更趋稳健，在民族主义热潮与国家现实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但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印度人，能否具备足够的理性和能力权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尚难预料。

近期，印度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进国防领域“自力更生”的政策措施，势头虽猛，但亦面临多重挑战。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印度军事工业数十年来的积弊并非易事，尚有“三座大山”等待其跨越。首先是如何处理吸引外资和发展本土军事工业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如何处理国企和私企之间的矛盾。最后是如何处理短期需求和长期军工发展规划之间的矛盾。

在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三大外部因素推动着印欧关系转变，印欧之间似乎有了更多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但对双方而言，鉴于分歧仍存，这可能会给双边关系发展带来麻烦。

与国大党执政时期相较，莫迪政府似乎正在探索更符合印度特点的外贸发展路径。印度此番密集推动FTA谈判的战略考虑更完备、政策准备更充分、外部条件也更有利。但它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仍取决于印度能否推动对劳工法、土地制度与税收制度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阻碍印经济发展的“三大沉疴”的改革，从而切实改善营商环境。

莫迪“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旨在尽可能替代“中国制造”、尽可能降低对中国产业依赖作为印度产业化、工业化的重要捷径。但其面临的内外环境使该政策的实施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内而言，一人一票的票选政治不允许莫迪同时在诸多领域持久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外而言，美西方不会全力帮扶印度实现崛起，帮扶印度只是美西方遏华的一种手段。因此，莫迪政府期望在美西方帮扶下成就印度成为产业强国的诉求是缘木求鱼。

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渴望推动着南亚国家不断深化与中国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从长远来看，作为我们近邻的南亚各国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相互合作必定是互利共赢的。具体而言，南亚八个国家各有其特点，相关国家差异明显，我们在与他们开展经贸合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各有不同。因此，不仅外交要坚持“一国一策”，学界和企业界也都应该重视国别研究。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针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暴露了巴政治深层矛盾和问题，既是朝野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也与欲说还休的军政关系直接相关。伊姆兰·汗被罢免并不意味着政局就此稳定。新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必须处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一系列老问题。问题虽老，但却依旧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