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阿富汗变局发生至今，阿国内形势仍处于过渡时期。安全上，阿富汗被认为处于“近几十年来最安全的时刻”，但仍存若干隐忧。政治上，反对派声音有所下降，阿塔主导的阿临时政府当前在整体上保持了较为团结的态势。国家治理上，阿临时政府施政能力虽好于国际社会预期，但其在经济发展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依旧艰巨。同时，地区国家对阿政策更务实，聚焦政治接触、经济复苏和强化反恐三大领域，并形成了初步的地区合作机制和网络。尽管阿富汗未来形势虽仍存变数，但包括阿邻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都将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阿局势平稳过渡。

莫迪政府支持莫尔穆成为总统，是希望能获得一位站在己方、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部落民总统。印人党可能并不需要总统有所作为，但只要能防止像纳拉亚南那样的“添乱者”总统再次出现，那么对其而言为选举投入的所有资源都是有意义的。

6月14日，在因新冠疫情停止招募新兵两年后，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名为“烈火之路”（Agnipath）的新募兵计划，对印度兵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然而，该计划提出后却在印度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印度多邦民众甚至采取大规模暴力示威以示反对。莫迪政府此举意在精兵强军、提高部队战斗力，但其以过急过猛的方式推进改革也催生出种种新问题。

俄乌冲突已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大量发展中国家面临食品、能源短缺及金融动荡的风险。经济基础脆弱的国家甚至面临三种危机叠加而至的风险，仅在亚太地区，类似的经济体就有25个，其中便包括斯里兰卡。尤为注意的是，斯并非当前南亚地区面临危机的唯一国家。而俄乌冲突也对该地区实力较强国家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产生了负面影响。当前，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缺少全球性共识会使诸多全球性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当前斯里兰卡的经济困境，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短期内缓解堪忧。中国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债务违约可能对中方造成的损失。中国应努力与斯方沟通协调，争取与斯方达成具有可行性的债务重组计划，力争将相关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二是美印借斯债务违约诬陷中国为斯设置债务陷阱。中国在对斯国提供投资、贷款或进行债务重组之时，可能会考虑到以其具战略价值的资产进行质押或抵偿，但我方需审慎行事。

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加快推进印中边境地区印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弥补与中国在边境基建上的差距，提升在边境地区的全天候军事行动能力。这将增加两国边防部队对峙风险，增强印度的边界挑衅能力和意愿，强化其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对此，我们应：完善和升级中国境内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对印战略压力。同时，恢复、构建信任措施。但也做好预案措施，防止印度挑衅。

近年来五角大楼的军事触角开始频繁向南亚小国展开。这既是美版“印太战略”加速布局的一个标志，背后也闪动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重魅影。但如果它继续高调推进，可能会加深相关国家舆论和民众有关美国正在“诱拉入盟”、逼迫“选边站队”的霸道形象。

印度自独立以来谋求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执念”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邻国优先”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以巴划线”特征，即对巴基斯坦以“防范和打压”策略为主，对其他南亚国家则以“怀柔拉拢”为主。不过，2021年阿塔重新掌权后，使印度对阿富汗政策“防范风险”的一面也变得更加突出，明显地将对阿政策与对巴政策相挂钩。但对巴、阿之外的其他南亚邻国，印有强烈的主导意愿，同时，印也寻求引领（排除巴基斯坦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莫迪执政后，伴随着中印关系的起伏，印度在保持与俄传统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同美西方的战略合作。印开始从“不结盟”向“多向结盟”转型。这表明，莫迪时代的印度外交在强调战略自主的同时，更多体现出有别于制衡、追随或中立的对冲性政策选择。所谓的“多向结盟”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夯实印度战略自主地位为宗旨、以美西方为侧重进行议题式战略合作。该战略重在强调印度与美西方在战略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同盟化，但却刻意回避了军事层面的同盟化，避免被美国拖入军事冲突。

“一党独大”的长期态势使莫迪在国内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控局能力，也使得他在外交上不必顾忌反对党与议会的意见，以现实利益为导向采取更为灵活的外交立场。同时，疫情的扩散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本土倾向，促使莫迪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比之前更内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拥抱全球化的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由此观之，莫迪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更趋稳健，在民族主义热潮与国家现实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但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热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印度人，能否具备足够的理性和能力权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尚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