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巴境内暴恐组织,“巴塔”是当前头号暴恐威胁,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次之,“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也将巴作为开展渗透、招募、恐袭等活动的重要目标。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对巴境内威胁持续扩大,手段残忍、教派色彩突出。这些暴恐势力在巴境内彼此并非“界限分明、各管一摊”,而是形成复杂的互动网络,包括传统“国际圣战”网络中的互助、不同类型组织间的竞争与渗透以及在“暴力市场”中匹配供需,这些互动恶化了巴安全形势,对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
3月26日,中企在巴基斯坦承建的达苏水电站项目车辆遭遇恐怖袭击,造成五名中方人员、一名巴方人员遇难,这再度引发舆论对巴基斯坦反恐形势的高度关注。 “巴塔”是当前头号暴恐威胁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是目前巴基斯坦面临的头号暴恐威胁。根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统计,2023年“巴塔”制造了151起恐袭,造成281人死亡、555人受伤,分别占巴全年总量的49%、40%及49%,数量之多居该国各类暴恐势力之首。 “巴塔”的起源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苏联阿富汗战争期间形成的“圣战”武装。2001年美国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包括阿富汗塔利班在内的各类武装分子涌入巴边境部落区,与当地武装分子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进一步融合,盘踞该地共同对抗驻阿外军,也成为巴军打击的对象。2007年,在巴军进剿部落区的背景下,多股武装势力纠集成立“巴塔”,其中大头目拜图拉·马哈苏德(2009年在美军空袭中身亡)势力最大。2014年6月,巴军针对北瓦济里斯坦等部落区发起“利剑行动”,“巴塔”人员逃入阿富汗境内。2021年8月,美军撤出阿富汗后“巴塔”实力有所恢复并向巴境内回流。 当前,“巴塔”的行为模式有三个特征:一是明确主张建政。“巴塔”大头目努尔·瓦利明确提出在巴境内建立政权的目标。“巴塔”试图建立“影子政府”体系,包括一系列“影子机构”和“影子省份”。二是加强组织集权。长期以来,“巴塔”是一个具有浓厚部落背景的伞状组织,指挥结构及各分支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松散。“巴塔”在构建“影子政府”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内部组织的层级管理,在大头目之下形成了“领导委员会—各部门”和“军事委员会—影子省份—基层分支”两套分层体系。这使“巴塔”对内部各地方分支及2021年以来加入的众多武装团伙加强了指挥控制力,并将活动地域从边疆省份向内陆地区扩散。三是袭击目标集中于军警。“巴塔”相对减少了对平民的袭击,主要将目标对准巴军警力量,而其对军警的威胁之所以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21年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后遗留的大批先进武器落入其手。 复杂的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 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已成为巴境内仅次于“巴塔”的暴恐威胁来源。据统计,2023年各股俾路支分离主义暴恐势力共制造81起恐袭,占巴全年总量的26.5%。 自巴建国以来,俾路支省在较长时期内经常爆发武装冲突。目前活跃的几支分离主义武装大多是在21世纪初新一轮武装冲突中重建的,从社会背景角度可分为两类。一类有部落背景,脱胎于前几轮冲突中的部落武装,由部落上层人士领导。例如,“俾路支解放军”(BLA)、“俾路支共和军”(BRA)、“俾路支军”(LeB)、“俾路支联合军”(UBA)等普遍被外界认为分别有马里、布格迪、门格尔等部落背景。另一类则有城市背景,与地下政治运动有关。例如,“俾路支解放阵线”(BLF)系由前学生运动分子阿拉·纳扎尔重建。上世纪70年代,以“俾路支学生组织”(BSO)为代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城市政治运动兴起,此后该组织几经分裂,至90年代后其部分势力转入地下,政治理念趋于激进。据相关组织自述,纳扎尔将这部分势力收拢为“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BSO-Azad),而21世纪初他又为了掌握“枪杆子”而走向暴恐。 近年来,后一类武装组织加紧联合,势头明显盖过前者。其中一个重要节点事件发生在2018年8月,即BLA武装头目阿斯拉姆、巴希尔·宰卜正式脱离原组织,并从中拉出一伙人继续以BLA及其下属“马吉德旅”(Majeed Brigade)的名义进行暴恐活动。与此类似,当年10月,“俾路支共和军”的武装头目古勒扎尔·伊玛目也脱离原组织,另起炉灶但沿用原名。宰卜、伊玛目都曾参加“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阿斯拉姆也是在城市从事政治活动时与宰卜等人熟识。2018年11月,“俾路支解放阵线”联合BLA阿斯拉姆分支等组建“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BRAS),次年6月“俾路支共和军”伊玛目分支也加入了该联盟。 这类武装组织在加紧联合的同时,暴恐化趋势也更为突出,并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政治目标与暴力手段结合。这股暴恐势力更为明确地提出建立“俾路支国家”的目标,更加极端地反对“外来者”对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这与“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在“独立建国”目标下鼓吹“武装斗争”形成呼应,显示了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也为该股暴恐势力在城市青年和妇女中招募暴恐分子建立了渠道。二是行为模式突出暴恐。纳扎尔、阿斯拉姆、宰卜等人迷信暴恐手段尤其是自杀式袭击,频繁将平民和公众设施作为袭击目标,这也是引发其与原组织矛盾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以阿斯拉姆和宰卜为首的暴恐势力至今已连续犯下多起涉华血案。三是存在跨境活动。有报道指出,这股暴恐势力在巴邻国境内建有营地,并利用边控漏洞跨境活动。另据BLA称,阿斯拉姆脱离该组织也与其私自赴印度就医经历有关。 国际恐怖组织也将巴视为重要目标 “基地”组织(AQ)、“伊斯兰国”(IS)等国际恐怖组织也将巴作为开展渗透、招募、恐袭等活动的重要目标。 在“基地”组织的视野中,阿富汗乃至南亚一直是其全球布局中的重要“后方”。2014年9月“基地”组织建立南亚次大陆分支(AQIS)后,虽没有扭转其衰弱势头,但该组织依然像幽灵一样在地区飘荡,在各股暴恐势力之间牵线搭桥,其旗下宣传机器也不断为暴恐活动煽风点火。当前“基地”组织发起针对巴境内目标的袭击虽已鲜见,但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威胁仍长期存在。 “伊斯兰国”对巴的渗透则有强化之势。“伊斯兰国”横空出世后,对南亚地区暴恐势力造成巨大冲击,吸引“巴塔”等旗下分支团伙改换门庭,于2015年1月成立了“呼罗珊省”分支(ISKP),并以阿富汗为基地进入快速扩张期。此后在驻阿外军和阿塔的打击下,“呼罗珊省”分支至2019年末几乎丧失了在阿境内所控的所有土地,但在2020年后明显加强了对城市目标的恐袭。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国”于2019年5月另成立“巴基斯坦省”分支(ISPP),暴露向巴渗透扩张的野心。2021年7月,其又宣布把在巴西北与阿相邻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的组织网络重新纳入“呼罗珊省”分支管辖,这很可能是为了利用阿巴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网络实施跨境恐怖活动。 当前,“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对巴境内威胁持续扩大,其以手段残忍、教派色彩突出为主要特征,尤其惯搞自杀式袭击。以2023年为例,该分支共制造17起袭击,但造成155人死亡、222人受伤,在巴全年各类恐袭案中,其以不足6%的袭击数量制造了约20%的伤亡。除袭击军警力量外,该分支出于对抗阿塔的目的,还将袭击目标对准与阿塔同属德奥班迪派的宗教及政治人士,同时以极端狭隘的教派思想对非穆斯林群体发动袭击。 值得关注的典型互动模式 事实上,在巴活动的各类暴恐势力彼此并非“界限分明、各管一摊”,而是共同存在于复杂的恐怖主义活动网络中。这其中有几种典型互动模式值得关注。 一是在传统的“国际圣战”网络中互助。这主要是指在苏联阿富汗战争期间由“圣战”势力演化而来的跨国武装活动网络,直至目前该网络中各股势力仍认阿塔为“大哥”,而“基地”组织则扮演着类似“军师”和“理论家”的角色,包括“巴塔”在内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则接受相似思想观念、共享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还有在外界看来早已式微的一些教派极端组织,依然在为该网络的思想、物资和人员流通发挥着“毛细血管”的作用。 二是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相互竞争、渗透。由于活动地域和招募人群重叠,各类组织原本不同的目标和理念很可能在相互竞争、渗透中趋同,并使极端思想和暴恐技术加速传播。例如,随着“巴塔”加紧在俾路支省北部普什图人聚居地带渗透,其也强化了对俾路支人的宣传和招募,进一步煽动俾路支人对国家的不满,并将多个当地武装团伙纳入麾下。而俾路支分离主义暴恐势力则在其宣传鼓动中运用宗教极端主义元素,甚至有意从宗教极端势力中招募恐怖分子。与之类似,“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与“巴塔”之间也存在此种关系。因此尽管“伊斯兰国”是传统“国际圣战”网络中的“异己”,但在一些地区双方分支团伙却走得很近。 三是在“暴力市场”中匹配供需。安全形势动荡之下,各股暴恐势力及“恐、黑、毒”等恶势力盘根错节,从而形成一个庞大但隐秘的“黑市”,情报、物资乃至各种“服务”在其中流通。而这种黑市交易的随机性、分散性和匿名性,不仅放大了暴恐势力的能量及其发动恐袭的突然性,还增加了执法部门事前预警和事后调查的难度。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