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及印度总理莫迪在白宫举行了首次面对面“四国安全对话”(Quad)。会后发布的联合宣言显示，四国将在疫情应对、卫生安全、基础设施、气候变化、人文教育、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和太空等领域展开合作。此外，四国还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技术设计、开发、管理及应用原则”的文件，凸显出技术因素在Quad中的重要性。

此次线下会议，一方面是为巩固“四国机制”已有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为拓展深化该机制下的合作。此前3月12日，在美国的倡议下，美日印澳四国以线上方式首次举行领导人级别会晤，确立了三个领域的合作，包括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稀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而这次线下峰会又新增了太空与人文领域合作，已有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

并非巧合的是，在此次会议召开前的9月15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成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两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至少八艘攻击核潜艇，还将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方面深度协调合作。这些动向凸显出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全球与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展的大趋势，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构成重要战略挑战。

“印太战略”下的“亚洲北约”

2017年11月12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外交部的司局级官员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四国会议，此举被认为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时隔十年之后的重启，也是四国对“印太”概念的官方认可。由此，“印太”概念下的Quad逐渐得到发展。经过近四年发展，“四国机制”已具有以下四个维度的特点。

一是在政治上，四国以遏制和平衡中国为共同的战略目标。美日印澳强调四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彼此的关系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之上。尽管四国领导人在公开发言及联合声明中都避免直接点名中国，各方官员也声称“四国机制”旨在合作，但四国都或明或暗地指出，该机制建立的原因是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直接意图则是应对中国不断提升的影响力。虽然四国在制衡中国的程度上存在差距，但都主张通过全方位措施应对中国崛起。

二是在军事上，四国构建了“印太”海域的海上安全联盟。为应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四国在海洋战略上进行深度协调，形成了在“印太”海域上的战略分工，印度向美国在波斯湾岛国巴林的中央海军司令部派驻海军军官，美国则向印度设在古尔冈的信息融合中心派驻海军官员。四国通过签署《白色航运协定》《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等方式，实现四国海军之间的海域态势感知、海上信息共享，印度的信息融合中心则是汇聚印度洋海域态势的重要信息中心。此外，四国更是通过签署后勤协议等方式，逐步推进军事基地和军事后勤补给设施的共享。在“印太”海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基地，如关岛、留尼汪岛、冲绳、迪戈加西亚岛、科科斯（基林）群岛以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等，四国都逐步形成了彼此共享基地和设施等协议。

三是在经济上，四国重构经济产业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四国对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感到担忧，加快步伐寻求重构产业链，试图从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为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并推进“经济繁荣倡议”，拜登政府则于2月24日下令对美国半导体芯片、大容量电池、稀土和医疗用品等物资的全球供应链进行审查，对重要物资的产业链进行重塑；日印澳三国在今年4月启动的“供应链弹性倡议”也旨在重塑产业链。四国共同加强了对中国投资的所谓“安全”审查，努力寻求中国商品的替代选择，还联手打造基础设施建设联盟，以平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四是在技术上，四国构建了一个排挤中国的“技术联盟”，试图阻止中国在重要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将半导体、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三个技术领域作为核心发展领域，计划联合其他国家，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在半导体领域，四国建立了“安全半导体供应链”。与此同时，印度将美国打压中国看成是自身重大发展战略期，迅速推出了超过10亿美元的现金奖励，以鼓励台湾地区半导体芯片制造公司将产业链转移至印度。

可以说，“四国机制”已初步形成了以遏制和平衡中国为目标的全方位“战略联盟”，尽管目前该机制主要是战略协作且表现得较为松散，但其未来趋势却不容小觑。

发展趋向

自2017年重启以来，“四国机制”发展速度惊人。从最初的司局级会晤，发展到外长级会晤，进而到领导人级别峰会；从最初各自发布会议新闻稿，到现在发布联合声明文件；从最初部分国家避免使用Quad一词，到现在四国都毫不忌讳地直接使用该词；从2017年讨论模糊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议题”，到如今明确具体的合作领域与议题。上述一切都表明，“四国机制”已从重启时的彼此试探，逐渐走向形成内部互信的阶段。

未来，“四国机制”可能实现进一步机制化、实体化。在9月24日的四国峰会召开后，有媒体报道称，四国领导人承诺未来将继续保持年度会晤机制。目前，“四国机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沟通机制，实现了从工作层面磋商到外长会晤进而到举行领导人峰会的完整机制。未来，该机制还可能设立秘书处作为协调机构。在合作议题上，四国明确设立了各个工作组来切实推进各领域合作。

而在四国彼此的外交政治关系中，过去存在的各种短板也被相继弥补。以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2+2”部长级对话机制为例，2018年9月美印开启了首次2+2部长级对话；2019年11月，日印召开了首次2+2部长级对话；2021年9月11日，印澳也召开了2+2部长级对话。可以说，四国之间关系的短板都被逐一补上了。

该机制还可能实现进一步扩大化，或与其他机制联动。自2020年3月开始，美国以抗击新冠疫情之名，召开了美日印澳外加新西兰、韩国、越南的视频会议，试探性地构建“Quad+”机制。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亚太区域选择性地着重拉拢越南、菲律宾等国。未来，随着这些国家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继续发展“Quad+”机制的可能性依旧存在。此外，美国也可能将“四国机制”与其他机制进行联动补充，形成不同的战略分工。特别是以具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AUKUS或者“五眼联盟”作为制华的核心安全工具，而以“四国机制”取代地区以东盟为中心的安全机制。

仍存矛盾和障碍

目前，“四国机制”在继续发展的同时仍旧面临矛盾和障碍。首先，印度是“四国机制”的最短板，若要让其真正奉行“脱亚入美”，仍需各种调试权衡，俄印关系或为限制因素之一。在部分议题上，印度与美日澳的利益也并不一致。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印度保持了低于美日澳三国的介入姿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其实同中国等国家的立场更加一致；在新兴技术问题上，印度虽不愿采用华为的5G技术，但也不愿看到美国的5G技术独霸印度市场。在抗疫问题上，美日澳要借印度的疫苗生产能力来平衡中国，但当印度暴发第二波疫情时，美国没有立即向印度开放疫苗生产原材料的出口。不过，准确来说这些都是它们“大战略”下的小分歧。

其次，美国用来遏制中国的多个小集团，如“五眼联盟”、AUKUS和Quad，既可能相互联动，也可能形成相互抵消的效果。例如美国、英国帮助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显示出美国对不同盟友的亲疏远近，变相提醒印度远非美国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AUKUS的发展也显示出美国“反华”承诺的坚定性，这可能给美带领下的“四国机制”带来激励：只要足够“反华”，其他问题“一概不究”。这对在“民主”问题上“倒退”的莫迪政府，与因修宪而表现出军国主义“复活趋向”的日本来说，或许是这样的信号——只要它们和美国一起“反华”就不用担心美国对其本国事务的批评和阻挠。

对中国而言，“亚洲北约”初现雏形或许意味着真正的战略挑战已拉开帷幕。但若说这一局面是由美国一手推动才形成或许并不准确，日印澳三国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消极被动。例如，日本曾推动“四国机制”的重启，印澳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也不断“添油加醋”。“亚洲北约”形成的根本原因或为中国崛起实质性地改变了地区的实力分布。过去，地区大国同中国的实力差距并不大，因此没有联合制衡中国。但是，当实力差距日益明显时，联合制衡中国成为了它们的首要选择。

美国构建“四国机制”等对抗性小集团，本意在于寻求一场“新冷战”，这是其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体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则希望“借力打力”，因此更可能倾向支持美国同中国的对抗。但对中国来说，应对“四国机制”的最佳举措，或许是专注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